2013《城市蓝皮书》:中国城镇化率被高估约10%[组图]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3-07-30  发表评论>>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 中国网 董宁 摄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  中国网 董宁 摄

 

    中国网讯(记者 董宁)2013年7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暨《城市蓝皮书No.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就当前中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进程、障碍、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进行了分析研讨,并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

    2013《城市蓝皮书》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也即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具体而言,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在经历城乡迁移和职业转变的同时,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其主要标志包括社会身份的转变、政治权利的平等、公共服务全覆盖、经济生活条件改善、综合文化素质提高、广泛的社会认同等六个方面。

    中国城镇化率大约高估了10个百分点

    2013《城市蓝皮书》认为,当前中国城镇中农业转移人口处于快速稳定增长阶段,现有总量约2.4亿人,占城镇人口的1/3左右。但由于成本障碍、制度障碍、能力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承载力约束等方面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综合测算表明,2011年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仅有40%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等各个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差距均较大。2012年,全国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有35.29%,若按城镇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平均为40%推算,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只有42.2%,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0.4个百分点。这表明,按照市民化的标准,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大约高估了10个百分点。

    2025年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

    2013《城市蓝皮书》进一步指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巨大,市民化程度低、成本高,推进市民化是一项长期艰巨但力所能及的任务。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约1.9亿,增量达2.0亿多。同时,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其中需要在短期内集中投入的约2.6万元,长期投入的每年约2400元;人均个人支出成本约为每年1.8万元。从政府财政支出的角度看,全国在2025年前基本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为此,2013《城市蓝皮书》建议,未来应按照“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分阶段稳步推进市民化进程,多措并举、分层分类做好市民化工作,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的市民化机制,使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与城镇户籍居民均等一致的社会身份和权利,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和城镇户籍居民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并在价值观念、社会认同、生活方式上完全融入城市社会。这样就需要在推进市民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户籍、土地、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农村产权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转化、地域转移、身份转换以及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六大障碍

    2013《城市蓝皮书》指出,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面临着六大障碍:

    一是成本障碍。根据我们的测算结果,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对政府而言,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投入,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

    二是制度障碍。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政策,但由于制度变革涉及较高的成本和利益再分配问题,农民工进城就业并享受市民待遇的政策支持体系至今仍没有建立,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制度障碍依然根深蒂固。

    三是能力障碍。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技能相对不足,由此限制了他们所能从事的职业和工种,工资收入较低,难以负担较高的城镇定居、生活和发展成本,也很难满足部分城市积分入户的条件。

    四是文化障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隔离状态,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文化与行为方式的不同、经济生活差距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的偏见等,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与归属感缺乏,导致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原居民两大群体间存在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形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文化障碍。

    五是社会排斥。城乡二元制度使部分城市居民形成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心理优越感,部分城镇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排斥外来人口的融入,而个别外来人口违法犯罪、不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又加重了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这其中既有在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显性的制度排斥,又有在思想观念、社会认同等方面隐性的心理排斥。各城市在接受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同时,排斥作为社会成员的外来人口享受城市的各种权益。

    六是承载力约束。由于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倾向,加上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的悬殊差异,农业转移人口高度集中在大中城市。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出现了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城市病”;而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公共服务落后,人气不足,发展相对不足。人口的集聚与城市的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与会嘉宾纷纷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推进思路、政策措施等方面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他们一致认为,2013《城市蓝皮书》采用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测算和深入研究,对中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了诸多创新观点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我国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也为学术界进一步深化城镇化和市民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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