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1年1月拍摄的徐州会馆旧址照片，门前站立的老人为段平泰先生。大门左上角门楣上的红色门牌，依稀能看出白色的“62”字样。左边的食品店门面，原是徐州会馆北院的大门。
这是2001年1月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徐州会馆旧址大门照片。
段书云照片。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他的倡议下，徐州八县官绅集资在北京创建了“徐州会馆”。
这是2013年3月拍摄的米市胡同43号——南海会馆（康有为故居）照片。因为这里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整条胡同的建筑，只有它获得了原址保护的待遇。徐州会馆旧址连同胡同内的其他建筑，都已拆除。
寻访徐州会馆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段平泰先生近照。
这是2001年1月拍摄的真觉寺（五塔寺）山门照片，右边柱子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名是刘开渠先生题写的。原在徐州会馆的几块石碑，现在就保存在该博物馆内。
这是2013年3月4日，在原米市胡同北口拍摄的照片，远方的高楼是一个叫“中信沁园”的小区。近处原在胡同两边的建筑，绝大多数已夷为平地。
从晚清到解放前夕，曾经存续六十多年的北京“徐州会馆”，究竟在哪里？三年前，“徐州会馆”旧址残存的几间房屋被拆除之前拥有的最后一个门牌号码是：米市胡同62号。
过去的米市胡同，曾汇集了广东南海会馆、安徽泾县会馆、六（安）英（山）霍（山）会馆、四川重庆会馆、河南潢（川）光（山）会馆、中州会馆、江苏江阴会馆、句容会馆、湖南宁乡会馆等十多家会馆。有600年历史的“便宜坊”烤鸭店旧址、著名的宫廷风味菜“谭家菜”老板谭宗浚故居也在此胡同。
徐州会馆“先贤祠”中曾经奉祀有刘向、万年少、阎古古三位徐州先贤，后期参与会馆管理的有历史学家萧一山、美术家王青芳、书法家冯亦吾，他们，都已经成了徐州的文化符号。
会馆聚集的“米市胡同”
从晚清到解放前夕，曾经存续六十多年的北京“徐州会馆”，究竟在哪里？
北京“徐州会馆”旧址在北京的米市胡同，为了尽可能直观地了解方位，可以借助最新版的《北京地图》：故宫的西南方向，北京旧城西南角的城门，名曰宣武门。出宣武门，往南一条笔直的大街——宣武门外大街。沿大街南行，到了与东西向的骡马市大街交会处，就是著名的菜市口（清代，这里曾是处决犯人的法场）。北京地铁4号线和7号线在这里交叉换乘。乘4号线地铁再往南两站路，就是京沪高铁的起点——北京南站了。菜市口地铁站东南方的C出口东边不远处，有一条南北向的胡同——米市胡同。曾经的“徐州会馆”，就在这条胡同里。胡同北端出口连着骡马市大街，南端折向东，是一条东西向的小街，叫保安寺街。
过去的米市胡同，比地图上要长许多，它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东街。从地图上看，原来南段的这片区域，现在是两个近年来新建的小区：“中信沁园”和“中信锦园”。
据史料记载，米市胡同形成于明朝，当时这里有米粮集市，故称“米市口”。清代改称“米市胡同”，沿袭至今。按今天的行政区划，这里属于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原属宣武区，2010年7月1日，宣武区与西城区合并成为新的西城区）。
清代，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八旗居内城，汉民居外城。北京宣武门以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及士子为主要居民的地域，人们称之为“宣南”。北京旧时会馆原有400多座，绝大多数集中在宣南地区。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4200多位清代士人，多在会馆住过。进京赶考的学子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而来，全都下榻各处会馆之中。一代又一代政治家、学者、诗人在这里彼此交往，形成了清代引领学风、主导潮流、开近代改革之先河的“宣南文化”。
仅米市胡同一处，就汇集了广东南海会馆（43号），安徽泾县会馆（64号）、六（安）英（山）霍（山）会馆（73号），四川重庆会馆（94号），河南潢（川）光（山）会馆（108号）、中州会馆（111号），江苏江阴会馆（98号）、徐州会馆（62号）、句容会馆，湖南宁乡会馆（83号）等十多家会馆。还有创办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至今已有近600年历史的“便宜坊”烤鸭店旧址（29号），纪念光绪朝工部尚书、藏书家潘祖荫的“潘祖荫祠”（115号），著名的宫廷风味菜“谭家菜”老板谭宗浚故居（47号），京剧名角杨宝忠的故居（100号），清末大臣、曾因弹劾李鸿章而名震朝野的梁鼎芬之藏书楼“栖凤楼”旧址等。其中，南海会馆（43号）已经被辟为“康有为故居”，并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徐州会馆毗邻的安徽泾县会馆（64号），则是1918年12月创办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的发行部旧址。当年，陈独秀、胡适先后任该刊的编辑，李大钊、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等人经常为其撰稿。《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互为补充，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刊物之一。而胡同37号院，原是一家经营了几百年的棺材铺。“辛酉政变”后在菜市口刑场被处死的顾命大臣肃顺，以及“戊戌变法”失败后就义的谭嗣同等“六君子”，遗体都是在这里装殓后运回各自家乡的。这么多的文化资源，汇聚在一条胡同里，“宣南文化”积淀之丰厚，于此可见一斑。
2013年年初，“徐州会馆”旧址残存的几间房屋被拆除之前，这里拥有的最后一个门牌号码是：米市胡同62号。
一块残碑记载了建馆经过
2001年1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段平泰先生（今年90岁高寿了，有关段老的家世，后文还要介绍）看到了一本名为《北京的会馆》的书。该书1994年5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胡春焕、白鹤群。其中，关于“徐州会馆”部分，是一段这样的介绍文字：
徐州会馆
江苏徐州会馆在宣武区米市胡同路东，该馆建立较晚，清末以前书籍未见有记。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会馆区有该馆馆碑三方，惜文字风化，多不清晰。馆内睢宁王玉树所记的文字较有价值。其余则为捐款人名、馆规等“万古流芳”碑。馆内李君为笔者展示旧时拓片一张，文字虽不多，但道出徐州会馆建立之源。
“昔吾徐在旧都本无会馆。故在未建馆以前，凡同乡来京应试朝觐者，多临屋就居，每苦不便。光绪十五年（1889年）萧县段公少淦供职，倡修徐州会馆。宿迁黄公伯雨佐段公筹划，集七千余金，购米市胡同30楹。厅中间立乡贤祠。”此碑为南通张修所撰，季直的书。
段平泰先生得此信息，遂专程前往米市胡同寻访“徐州会馆”旧址。院中住着一位和段老年岁相仿的老太太。据她介绍，解放前负责看管徐州会馆的一位张姓老人，是她的公爹，早已过世。现在是她和儿子住在这里。解放前这里有南北两个院子，门牌号码分别是80、81号，现在只有一个大门了，门牌号码是62号。近年来偶尔有人来寻访，其中还有来自台湾的访客。
段老问她，除了房子以外，还有没有留下有关会馆的什么东西？她说曾经有几块石碑，都被弄到五塔寺去了。
段老在会馆旧址拍了几张照片，又择日赶往五塔寺（本名真觉寺，因寺内高石台上有五座小型石塔，故北京人多称其为五塔寺。寺内建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寻访，终于，见到了一块斑驳模糊的石碑。经仔细辨认，将残缺的碑文抄录了下来。现根据段老寄给我的手写字迹，照录如下：
吾徐在旧都本无会馆。故在未建馆之前，凡同乡来京应试及朝觐者，多临时僦屋以居，每苦不便。清光绪十五年（注：1889年），萧县段公少沧供职枢府。有鉴于此，遂慨然倡议创修徐州会馆。宿迁黄公伯雨，佐段公擘划经营，订定馆规，用期垂久。是时徐州兵备道段喆得段公函，欣然襄助。八县官绅亦踊跃拨捐。未期年，集金七千余两。乃购米市胡同房卌楹，从事建修，馆遂以成。是役也，微段公不为功。矧又自捐钜金以成其事乎？馆成之后，段公复倡议在后厅中间立乡贤祠，祀刘子子政。请南通张修撰季直书“传经堂”额，自撰联配之。取刘向传经之意也。甲辰（注：1904年）春，余游学旧都，下榻馆中。时去建馆仅十有五年。举凡馆中一切布置设备，及建馆前后经过情状，均为余闻见所及。唯前辈先生，于辛苦建馆不遗余力。而勒石叙述建馆规划淡然置之。戊午（注：1918年）余与段公同应国会选，遂会商以乡贤万年少、阎古古两先生从祀传经堂。顾于创建会馆、勒石纪事仍复迟迟。余囊年曾受段公之托，董理馆事。因悉藏契箧中。尚存有旧捐册，深虑年久湮没，特将建馆渊源及八县捐款姓氏补行勒石。按拨款数目下每有余尾若干，此系当时汇兑款项，恐成色份量跌欠，以是捐款者多按百分之四附汇耗银故也。特附述之。睢宁王玉树记，铜山苏倬人书。
可辨认的碑文到此为止，后面还列有长长的捐款人姓名和数目若干，皆已漫漶不清，无法辨认。
把段老抄录的这段残存的碑文，和《北京的会馆》一书中的记载两相比较，书中那段文字的许多错讹之处，便显而易见了。像“沧”、“僦”等字的辨认错误，以及文中的几处漏字，尚且可以理解，至于把“张修撰季直书”说成“张修所撰，季直的书”，就令人不禁莞尔了。
这样一段残存的碑文，已经可以告诉我们“徐州会馆”兴建的时间和大概经过了。文中的“段公少沧”，名段书云，字少沧。有关他的事迹，后文再详细介绍。“黄公伯雨”，名黄以霖，字伯雨。 “刘子子政”，即西汉经学家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南通张修撰季直”，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状元张謇，张謇字季直，南通人。修撰，翰林院官名，六品，明清时期，一般只授予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余与段公同应国会选”，指的是1918年8月12日，徐树铮组织的“安福国会”。段书云当选为参议院议员，王玉树当选为众议员议员。
从碑文不难推断，立这块碑的时间应在1928年之后。因为1928年北伐完成后才定都南京，使“北平”成为“旧都”的。王玉树因为曾受段书云之托，主持徐州会馆的事务，所以保存着当年建馆时捐款人和捐款数目的花名册。因为担心时间久了，纸质的花名册会毁掉，所以特意将建馆渊源与捐款人姓名、数目刻成碑，记下来，以期永久流传。
今天，我们还能确切地知道“徐州会馆”的建馆经过，应该感谢王玉树先生这位有心之人。
至于那位老太太所说，解放前徐州会馆南北两个院子的门牌号码是80、81号。我通过查找资料，也找到了佐证。在有关《每周评论》杂志的历史资料中介绍，《每周评论》发行所设在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这就很清楚了：现在徐州会馆旧址的门牌是62号，南边紧邻的泾县会馆，门牌是64号。说明门牌号码是从北往南排列的，而且单、双号分列胡同两侧。1918年的时候，泾县会馆的门牌是79号，徐州会馆的门牌是80、81号，说明当时的门牌号码，是依次排序，且单、双号不分列。即胡同西侧从北口的1号，往南依次2、3、4……到了胡同南头，再往北依次排过来，呈“U”型。经查阅老北京的相关资料，也得到了肯定的印证。
看了段老拍摄的“真觉寺”山门照片，发现右边柱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名，分明是刘开渠先生的手迹。看后除了倍感亲切以外，转念一想，便很容易理解了。举国之内，在雕刻艺术方面的造诣，还有能超过刘先生的吗？不请他题，反倒不正常了。
两篇非常重要的回忆文章
1992年10月编印的《徐州文史资料》第12辑中，有两篇涉及北京“徐州会馆”的回忆文章。一篇是曾经参与徐州会馆管理工作的书法家冯亦吾先生写的，题为《有关徐州会馆的一点记忆》。另一篇是张绍堂先生写的，题为《北京的徐州会馆》。
冯先生是1933年至1945年“徐州会馆管理委员会”成员，他的回忆文字，对一些事实的表述，不甚清晰。如建馆时间，只记得“大概是清末民初”。捐款人，只是“注意到有段书云、张云生、甄德胜等。甄为沛县人，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为建馆捐赠了四十两银子。”管理人员中，只记得“和我经常往来的，有王玉树、苏卓人、萧一山、李浑一、朱兆洛、王青芳等七八人。大体上都由王玉树主持，后来是苏卓人。当王玉树主持时，每年都有聚会。多数为教育界职教员学生参加，凡二三十人。有时还照相、聚餐。用费都由北院的出租收入开支，修房也用这项租金。”
不过，冯先生的回忆也提供了很重要的事实：“该馆有房二三十间（与碑文中‘房卌楹’有出入），分两个院落。北院出租，作酱园子商业（应该就是照片上大门左边的‘食品店’部分）。南院公用。一间门洞，三间北屋，为看守人（当时叫做‘长班’）居住，都叫他‘长林’（名字）。前院南北各有房三间，都为单间。好像专为来京同乡暂住的客房，当时有学生曾住过。中间为大间，为开会时用。旁有过道，通后院。后院有东房一排，可能为三四间。也有南北房各三间，有住户，皆为同乡。”
张绍堂先生的文章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张老先生曾不止一次去过北京的“徐州会馆”。
关于会馆的建筑，张先生文中说“会馆有三个院落”（与冯先生所说“两个院落”有出入）。
关于会馆的管理，文中说：“会馆设有正副值年（这个名称很直观地告诉我们，主要管理人员一年要更换一次），由同乡在京为官的两人担任，作为会馆的主持人。每年二月丁祀乡先贤日，会集同乡公选新的正副值年接管。规定上年的副值年应当选为下年的正值年，以保持主持人的连续作用。”由此推断，会馆的主持人，应该是义务至少是半义务的服务。
至于什么人可以住在会馆，文中说：“住馆只限来京应各项考试的同乡举子或进京觐见的徐州籍官员。经营贸易的商人，不得住用。京官的眷属如来京，未安置前可以借住。为期三个月。如值会试年（逢丑、辰、未、戊年），来京应试人数较多时，不予借住。”对于“商人不得住用”的规定，张大烈等捐了银子的富户，不知作何感想。
馆舍的设施：“馆舍每房设备为一桌、一炕、一书架、两马杌（wu去声，大方凳）、两板凳。如住者有所添置，离馆不得移出，作为捐赠。馆内家具都钉有铜牌，上有‘徐馆’二字。”文中的“马杌”二字，45岁以上的徐州人读起来都会感到很亲切，80后的朋友们，可能就得请教父母了。另外，这一条更有趣的规定是，自己添置的物品不得带走。在今天看来，是不是有点“霸王条款”的嫌疑？
馆内的消防：“房内不得放置炉灶，以防烟熏火警。在前院设厨房有炉灶公用。”这一条，既严格，又体贴。
馆内的服务人员：“会馆设有长班，为照管房舍事务的工人。工资每月银一两五钱。每年三节加一两。”这个待遇，应该是某一时期的规定。估计不会在六十年中，一成不变。
哪些人住过会馆？“清光绪年间，徐州考中‘顺天榜’的举人，如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科王学渊（书法家）、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祁世倬（著有《双梅五桂轩集》）、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张佐卿（曾任铜山县商务会长）、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韩志正（曾任民初铜山县民政长）和杨允升（内阁中书）都曾住此应试。民国7年（1918年），萧县段书云和睢宁王玉树来京应国会选举也住在这里。”张老先生列举的举人，仅是考中“顺天榜”（即顺天乡试，清代直隶省各府的生员和京城国子监的贡生、监生有资格参加）的举人。这些举人连同江南乡试中举的张慈荫、赵厚庵、张伯英、张从仁等，进京参加会试时，也应该在会馆住过。至于安福国会的议员，经查阅相关资料，徐州籍的众议院议员还有张从仁、臧荫松。民国时期其他届别的国会议员，还有陈士髦、王茂材等。如果算上民国时期在北京求学、任职、任教的徐州籍人士，因借住、探亲、访友等原因曾经在会馆活动的，则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出来，其中包括徐树铮、张伯英、刘季洪、刘开渠、王子云、朱延丰、王肇民、李可染等一大批徐州籍的文化名人。
三方石刻的内容：“徐州会馆条规二十三条。由睢宁王玉树作记，铜山苏倬人书写的徐州会馆建置渊源及捐助人姓名、银数。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修葺徐州会馆的衔名。”由此可见，段老抄录的，只是第二块石碑的一部分内容。
哪些人捐了款？“段喆（光绪十年继桂中行任徐州兵备道后兼徐州知府），铜山张大烈（徐州富户）、吴凤柱（湖北提督）、崔廷桂（河南总兵）、曹维恭（拔贡）、芊秦恩（徐州富户），萧县段书云（湖北巡按使民国初任省长）、李秀岭（在徐州传薪阁西建住宅李公馆而著名）。民国十五年修葺捐款人中有陈少康（曾任军长）、李培之等。”很显然，这份名单并不完整。最起码冯先生文中提到的张云生、甄德胜，就漏掉了。至于还有哪些人捐了款，就无从知晓了。
与徐州会馆有关的几个人物
前述碑文中提到的几个人物，像会馆“先贤祠”奉祀的刘向、万年少、阎古古三位徐州先贤，自然不用再作介绍。而后期参与会馆管理的历史学家萧一山、美术家王青芳、书法家冯亦吾，近年来差不多已经成了徐州的文化符号。他们的生平事迹，也无需我在这里饶舌。其他几位的生平事迹，此前徐州文史界介绍较少的，仅就我所知道的片面的情况，作简单的交代。
段书云（1856-1924），一名阴鹤，字少沧，萧县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拔贡。朝考后，任刑部七品司官。翌年起，逐步晋升为刑部主事（正六品）、员外郎（从五品）、贵州司郎中（正五品，相当于今天国家部委的司长），在刑部任职期间，被借调兼任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属官，即军机处的办事人员，一般为五、六品，负责办理军机处的日常事务，撰拟朝廷谕旨及其他文稿，处理文书，记注档册等，并参与军机处新承办案件的审理，有时跟随军机大臣或单独派往各省，查办和处理政务）。后任直隶清河道（驻保定，管辖保定、正定二府及易州、赵州、深州、冀州、定州五个直隶州），后改任广东高雷阳道（驻高州，管辖高州、雷州两府及阳江直隶州）。这两个职务都属于分巡道，正四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署理广东提学使（正三品，职权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宣统元年（1909年），以道员的身份，任津浦铁路南段（北起山东韩庄，南至江苏浦口，长383公里）总办。其间，与人合资开采宿县烈山（今属淮北市）、怀远大通（今属淮南市）的煤矿，并任法人代表。民国三年（1914年）10月7日至民国五年（1916年）5月2日，任湖北巡按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其间，民国四年（1915年）1月9日，被袁世凯封为少卿。同年12月11日，袁世凯称帝。21日，段书云被册封为一等男爵。民国7年（1918年）8月12日，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民国十年（1921年）4月12日，因张謇推荐，段书云受江苏督军齐燮元委派，督办海州商埠事宜。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负责督办徐州商埠事宜。民国十三年（1924年）8月11日病逝。原在“徐州会馆”墙内的那块石碑，碑文中所说“供职枢府”，应当是在刑部任职并兼任军机章京时期。
黄以霖（1856-1932），字伯雨，宿迁人，光绪辛卯（1891年）举人。历任郧阳知府候补道、署湖南提学使兼布政使等职，为官清廉。入民国后，致力于慈善、教育及实业。
段喆（1829-1900），字小奇，号小湖，安徽宿松人。早年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因与太平军作战有功，升任徐州河漕盐驿兵备道，加布政使衔。因军功两次赏戴花翎，赏巴图鲁名号。身后被诰赠光禄大夫。
王玉树，睢宁人，生卒不详。宣统三年（1911年）曾在睢宁与张树璜等人，协助陈兴芝收集清江十三协溃兵，响应武昌起义，并积极宣传革命，主张推翻清政府。民国七年（1918年）当选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十八年（1929年）曾在北平重印葛之莫编写的《康熙睢宁县志》。
朱兆洛，应为朱肇洛（1903-1982），本名朱以书，字肇洛，萧县人。戏剧理论家。曾用名孟玖,笔名萧人、白苏、 朱实、刘玄、怡野等。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半年后转入金陵大学文科。1925年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
朱兆洛1928年任天津南开中学、河北女子师范国文教员。1930年任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32年任北京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国学系讲师，兼天津扶轮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兼中法大学国文系及艺术专科讲师。曾主编《晨报剧刊》、天津女师院 《朝花》月刊、《华北日报》戏剧与电影周刊和《当代文学》等。1940 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47年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后一直任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受剧作家熊佛西影响,长期从事戏剧理论及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尤擅长元曲史。1967年后一直病休，1982年逝世。主要著作有《戏剧论丛》、《戏剧论集》、《近代独幕剧选》、《现代剧选》等。
苏倬人，铜山人，生平事迹不详。
关于给我寄赠照片的段平泰先生，也有必要向读者予以介绍。
光绪十五年（1889年）倡建徐州会馆的段书云先生，是段平泰先生的曾祖父。对于段家的世系，我在《徐州史志》2009年第4期的《徐海道尹段毋怠一家与徐州的不解之缘》一文中，已经有简略的介绍。但当时没有提及段平泰先生。现补充介绍如下：
段书云先生有一子，为段毋怠（1872-1932），曾在徐州担任徐海道尹三年。段毋怠有两子，长子段度（1898-1978），字筱晋，后以字行，解放前夕任青岛要塞司令，后去台湾。次子段庶，字仲立。段毋怠先生有孙子女11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泰”字。中间的字，从长至幼排列，男依次为：保、佑、平、安、谦、祥；女依次为：俊、秀、纯、复、娴。其中，安泰、谦泰、娴泰兄妹3人，是段庶先生的子女。其余兄妹8人，都是段筱晋先生的子女。段平泰先生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出生于1926年6月，抗战时期就读于位于四川合川的国立第二中学，后考入重庆的国立音乐院。解放后随学校并入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段老除创作歌曲外，一直从事复调音乐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曾长期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调音乐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数十年来，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包括刘霖、谭盾、辛沪光、吴式锴、鲍元恺、朱世瑞等著名音乐家。
徐州会馆及其遗址的最后结局
解放后徐州会馆被取缔的原因，正如冯亦吾先生在《有关徐州会馆的一点回忆》一文中所说：“解放后，认为同乡会有封建意识，大都取消。听说四川、湖南的由于有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的关系，一度恢复。后来不知怎么样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湖南会馆位于米市胡同西边100多米的烂缦胡同内，门牌是101号，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等人创建。毛泽东、罗荣桓等人都曾在会馆居住过，现在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会馆，在米市胡同西北方向的四川营胡同上七条和储库营胡同各有一处，分别为“四川老馆”和“四川新馆”。两处都不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拆迁，应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解放后，徐州会馆旧址派什么用场？正如张绍堂先生文中所说：“除原有大门仍保存原状外，内部房屋多经改造。塞满很多简易房，只有很窄的走道，已无院落。”据段平泰先生说，2001年他去的时候，那位看馆“长班”的儿媳很警惕，连给她照张像都不让。段老猜测，大概她担心这里过去住过什么大人物，怕其后人来要房子吧。
米市胡同一带的拆迁，是从2005年开始的。第一期拆除了64号（泾县会馆）以南的地区。使得62号的徐州会馆旧址成了胡同的最南端。
到了2010年底，面临第二期拆迁，准备把胡同内的建筑全部拆除的时候，一些文物保护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曾经呼吁保留米市胡同历史遗迹、名人故居，供海内外游人及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参观，没有被采纳。徐州会馆旧址连同胡同内的其他建筑，除43号南海会馆（康有为故居）因属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被保留以外，全部被拆除。徐州人想寻访“徐州会馆”，只有在这文字里回味一下过去的人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