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1日的彭城晚报周末版曾刊载一篇题为《清代徐州知州姜焯的城市文化建设》，文中列举了姜焯任职徐州知州期间做的一系列政绩，兴办义学（云龙书院的前身），修建观音大士岩，试衣亭和送晖亭等景点，还主持编修《徐州志》。可以说，对徐州人民而言，姜焯确实是一任好官。
那么，姜焯在徐州期间还有哪些故事不为人所知呢？
姜焯，山东省莱州昌邑县人，岁贡生。康熙三十七年(1698)12月，姜焯任感恩县知县。在任13年，因忠于职责，德威并施，政绩显著，擢升徐州知州。这件事与他的堂兄李煦的运作不无关系。
李煦与曹雪芹之祖父曹寅是郎舅关系，李家与曹家同为包衣奴才，李煦之母与曹寅之母都做过康熙皇帝的保姆，关系非同一般。曹寅为江宁织造，李煦为苏州织造。康熙四十二年起，二人轮管盐政，皆为康熙皇帝的心腹。李家亦是《红楼梦》中史家的原型。
李煦与姜焯是堂兄弟。李煦之父李士桢，字毅可，本姓姜，崇祯十五年(1642），清军第二次攻入河南、山东等地，昌邑失陷，史称“壬午兵燹”。在此次兵燹中，23岁的李士桢被清军掳去。第二年初，清军班师，李士桢随军来到辽东，被正白旗佐领李西泉认为义子，遂由姜氏改姓李氏。姜焯是李士桢五弟姜士楧的长子。
姜焯来徐后，李煦又反复写信教其为官之道，惠民之策。据姜焯之弟姜煌整理的李煦书信集《虚白斋尺牍》记载，姜焯到徐州后，李煦写给姜焯的书信有十五篇。内容主要是教导姜焯如何在徐州做官，反复告诉他，徐州乃“冲途”，务必处理好各方关系。
姜焯初到徐州，不了解徐州的风土民情，在信中向李煦发了些牢骚，大意是说徐州“民情刁恶”。李煦立即写信纠正他的观念：“官于斯土，不可轻言民情刁恶。况教化未行，尤不可先存‘刁’、‘恶’二字于胸中，以致严刑峻罚，民不能堪。且官以民为恶，民反以官为酷虐矣。惟临民听讼，温厚和平，相待如家人，有不遵者，蒲鞭辱之。我以至诚感，民即以至诚应，而何‘刁’、‘恶’之足云乎？”谆谆之言，彰显胸怀苍生之情怀(见《虚白斋尺牍笺注》卷一，《寄徐州大弟》)。姜焯在徐州就任后，李煦又叮嘱道：“驭下之道务必宽严互用……吾家忠厚开基，子孙以祖宗之心为心，便是昌炽之道”。这段话的意思是，作为一方父母官，不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当地老百姓刁蛮恶赖，应该温厚和平，用至诚感动老百姓。
姜焯在徐州任上确实铭记了乃兄的教诲，为徐州人民做了很多实事，诸如前文所举。康熙五十九年，义学开设，李蟠在《书院义学记》中写道：“郡侯姜公治徐九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教养兼施，家给户饶，孝弟力田之风，骎骎近古。群谋於云龙山麓，阀土建堂数间，为饮射读书之地。”这“义学”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徐州著名的云龙书院。
姜焯的勤政爱民，兴办义学，为徐州人民带来了一股文明之风，从此巷陌街头吟咏之声不绝。
然而，姜焯似有些任性，他与李煦推荐的幕僚茅方永关系很不好，并且不喜讨好上司。李煦责之曰“凡属员断无不谒见上司之理”，“徐州一牧乃江北有名之员，上司更为留意，岂容数月之久不令其一见颜色？”
大致情况是，姜焯到任后忙于政事，未能及时去金陵拜见顶头上司两江总督赫寿。赫寿非常不满，对李煦发了牢骚。李煦写信责令姜焯立即去拜见上司。结果，姜焯并没有完全听从乃兄意见，两年后两江总督赫寿对李煦派去的人说，姜焯两年来不但面见不着，即使字条也没一个。其“性情疲缓，办事迟滞”，看在李煦的面子上才没计较。
或许姜焯是忙着办理徐州政务，不屑于在官场迎来送往。然而，上司震怒非同小可，不久即要以捕蝗不力参处他了。李煦听说急忙写信给姜焯，让他面求抚台。赫寿之母大寿，李煦让姜焯买礼物亲往贺寿，训之曰“官场中须要行得活泼，若一味率真任性，随你十分是处，断然行不通，做不开。”大概在李煦看来，姜焯能光耀姜家门楣，给祖先增光，因为自己已经不可能再真正的认祖归宗了，所以他对姜焯寄予厚望。但姜焯为人耿直，宁愿把时间多花在为民做事上，也不愿意去拜见讨好上司。李煦被抄家后，姜焯不久也致仕。
也许看多了官场风云变幻，在乾隆五年(1740)，八十二岁的姜焯鉴于堂兄李煦被抄家的惨痛教训，作了《群生自造化说》，垂示子孙，要求后人“素位而行，居易俟命”，以此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