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牧畜图
汉画像石皮囊式鼓风炼铁图
汉画像石牛耕图
汉画像石纺织图
农耕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徐州作为大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及其子孙的故乡，因其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优势，理所当然地成了那个时代全国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搞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种植业“丰沛收，养九州”
汉代种植业搞得好，主要是说粮食生产、桑麻种植和蔬果栽培搞得好，为徐州整个农耕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粮食生产来看。
徐州地处黄淮平原南缘，汴水、泗水、泡水、沂水、沭水、淮水贯穿其中，滋润着徐海大地，同时徐州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四季分明，令楚王古国成了全国少有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好地方。
史书上说“泰山之南，南至下邳，左沂右沭，田良野沃”。又说“膏壤千里，谷米丰赡，一熟而饱数岁”。
奎山汉墓发掘时，曾出土一些谷子和稻米，这说明汉代的徐州曾是旱粮和水稻间作区。
《尹湾汉墓简牍》记载，西汉时东海郡（含今新沂、邳州部分辖地）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07300顷，平均每户40汉亩，折合今天28市亩。如果再加上粟、稷、豆、稻等其他作物，其粮食种植面积就更加可观了。
据《简明中国经济通史》介绍，汉代每个劳动力每年可生产原粮2000斤左右，一个5口之家一般有2个劳动力，也就是说每个农户每年可生产原粮4000斤左右，人均约800斤。
汉代实行重农和鼓励垦荒政策，东汉时陈登为徐州掌管农业的官员，“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下邳相张禹组织民工将水宽20里的蒲阳坡“开水门，通引灌溉”,“垦田 4000余顷，得谷百余万斛”。建安七年（202），国家曾调拨彭城、滨海等4县“谷90万斛送敖仓”，这说明粮食丰收了，徐州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故时人便有“丰沛收，养九州”之说。
从桑麻种植来看。
我国的桑麻种植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由北向南递次推开。徐州作为最早种植桑麻的地区之一，汉代已经大面积铺开。
史书载，当年的徐州不仅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环庐树桑”小规模种植，而且还出现了“千亩桑麻”的大面积种植，故西汉文学家扬雄在《徐州牧箴》中有“民好农桑，大野以康”的诗句。
东汉时，在包括徐州在内的19个州曾以户为单位上贡绵、绢、丝，这说明那时桑麻种植已经普及到了千家万户。
从蔬果栽培来看。
汉代，徐州人种植的蔬菜、水果主要有瓜、瓠、葵、芥、芜、菁、芋、蓼、苏、姜、葱、桃、杏等，后来还从西域引进了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等。
应当提到的是，西汉时宫廷就已开始采用温室技术栽培蔬菜，供皇室成员食用。到了东汉，宫廷温室栽培的蔬菜已达20多个品种。
各王侯封国也都仿效皇室的做法，在王宫内部实施温室种植，许多豪门大户亦在自己的庄园里发展蔬菜、果品生产。
据史书记载，早在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古邳的苔干就作为贡菜，送往京城供皇室享用。龟山汉墓挖掘时，还发现不少果核，经鉴定分别为桃、梅、杏和酸枣等。上述情况表明，汉代徐州地区的蔬果生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汉代徐州的种植业所以发展如此之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铁制农具的应用和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
铁制农具虽然在汉代之前已经出现，但因炼铁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铁制农具质量不高，应用也比较少。但到了汉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时全国设铁官49处，徐州就有彭城、下邳和沛郡3处。其时炼铁技术也有多方面的改进和提高，突出的是用木炭燃烧，将矿石中的氧化铁炼成了金属铁；改坑式铁炉为竖式铁炉，提高了炉温；发明了活塞式和皮囊式鼓风设施。
徐州汉画像石上的冶铁图，反映的就是用皮囊鼓风炼铁的场景。徐州志书还曾记载公元前27年沛郡铁官铸铁时发生的奇异现象：“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声，工13人惊走。音止，环视地，地陷数尺，炉分为十，一炉中消铁散如流星”。
当时，徐州使用的铁制农具主要有犁、斧、铲、镰、锄、锛、三齿耙等。这些铁制农具质量好，使用方便，不仅加快了耕翻、碎土、平整和收获的进度，而且大大提高了农活质量，节省了人力。
正如桑弘羊所说：“铁器者，农夫之死土也。死土用则仇仇（指杂草）灭，仇仇灭则田野碎，田野碎则五谷熟”。
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除上面提到的温室栽培蔬菜外，还有如下几项：
一是变二牛抬杠耕作为一牛或二牛挽犁耕作，较好解决了因二牛抬杠而产生的耕作过程中不稳定和不协调的问题。
二是推广耧车播种法。耧车（俗称耩子）是西汉赵过发明创造的一种播种工具，由耧架、耧斗、耧腿和耧铲组成，样式有独腿、双腿和多腿不等。史书说：“其法三犁（指三条耧腿）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日种一顷”。
三是开展良种选育工作。有关史料介绍：“粟、黍、稷、梁、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这种选种、留种和建立种子田的办法非常科学。汉代经过选种制种而培育出来比较好的品种很多，其中麦有8个，禾有7个，稻有6个，豆有4个，黍有3个，芋有2个。
养殖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养殖业主要是说利用种植业提供的充足饲草饲料，大力发展养马、养牛、养羊、养猪、养鸡、养犬等畜牧业，令整个徐州地区呈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喜人景象。
1、养马。
古人说：“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汉代，对外防御入侵，对内平息叛乱，打仗作战离不开精良的马匹。同时繁忙的邮传和运输，也多依赖马匹。
另外，上至皇帝下至县令，还有众多的富豪之家，均有喜马尚车之风。所以，汉代一直鼓励养马，汉武帝设置马政，专管养马事务；汉文帝颁布“复马令”，凡有马之户可免除3人的兵役，同时还规定“盗马者死”，多措并举鼓励私人养马，以备国家需要时征用。
楚王国有13位楚王、5位彭城王和4位下邳王先后在徐主政，并拥有自己的部队，承担着保卫一方安全的职责。无论从打仗、邮传和运输需要着眼，还是从出行、游乐需要出发，他们都必须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大力发展养马业。
狮子山楚王陵发现的6条兵马俑坑以及出土的“楚司马印”和“楚骑千人印”，还有其他汉墓出土的车马出行图、狩猎图和铜山境内楚汉交战时留下的近百具战马尸骨等，都可看出汉代徐州人养马用马的盛况。
丰县流传的“马歇蹄”故事，讲的是刘邦出生后在秦兵追杀时被马匹保护的奇闻，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秦汉之际，养马已是徐州百姓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
2、养牛。
汉代的养牛业与养马业一样，同样受到上自朝廷下至封国和地方官员的重视。
《农桑辑要》在总结包括汉代在内的养牛经验时曾说，养牛要“寒温饮饲，适其天性”。还说要“造牛衣，修牛舍，垫草过冬”等。
在谈到养牛方法时，曾说“每3头牛日供豆料8升，每日定时喂给，每顿分3次，先粗后精，喂毕即耕用”。
元曲《高祖还乡》，曾借刘邦邻人之口，说高祖“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犋扶锄”，还有徐州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全都表明牛已成为那时农耕的主要畜力，遍及千家万户。
3、养羊、养猪、养鸡、养狗。
汉代，除官府设有专门的养殖苑外，还大力宣传从事养殖业的先进典型。河南人卜式养羊致富曾得到汉武帝的赞赏，并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
东汉光武帝的马后，有兄弟5人全都经营养猪业，亦受到社会大众的瞩目。那时无论是豪门之家还是普通百姓，全都开展规模不等的养殖，特别是羊、猪、鸡、狗养殖更为普遍。
反映徐州汉代养殖羊、猪、鸡、狗的遗存众多，诸如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的“牧羊图”，“仙人骑羊”以及“勇士怀抱羔羊”石雕；徐州博物馆收藏的陶猪和陶圈模型；楚王陵中残存的鸡骨；还有沛县樊哙屠狗卖肉和世代从事屠狗业的事实等，无不表现出汉代徐州养殖业的兴旺。
加工生产大量日常用品
农副产品加工业主要是说利用各类农副产品加工生产大量日常用品，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提供服务。
汉代，徐州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的作坊主要有纺织、酿酒、编织、农具、鞋帽、衣服、竹木器等。这里主要介绍纺织、酿酒和编织三项：
1、纺织。
汉代，国家设立大型织绣场，长安就有“东织室”和“西织室”，专门为皇室织造御用缯、帛、绣，每年费用达5000万以上。
各封国以及地主富豪也都有各自的纺织作坊，平民百姓亦有自己的小作坊，所谓“一夫不得耕或受之饥，一妇不得织或受之寒”，说的就是普通百姓耕织生活的真实情景。
徐州作为蚕桑生产起步早、发展快的地区之一，其纺织业自然也会走在全国前列。从汉初名将灌婴的身世看，颖阴侯灌婴原为睢阳人，年轻时从事丝织品的贩运和销售，后来定居沛县继续从事这项职业，这说明汉代之前徐州一带就已成为养蚕纺织的中心。
从元代散曲《高祖还乡》内容看，曲中有“新刷来的头巾糨来的绸衫”之语，这表明汉初徐州普通老百姓已经穿上了丝绸之衣。
从汉画像石上的“纺织图”看，目前徐州已出土5块“纺织图”，块块都详实生动地反映出当年民间络线、摇纬和织布的繁忙景象。
铜山洪楼出土的“纺织图”画面共有3位女子，一织一纺一调，同时还有人在舞乐而戏，并有几人站在堂下观看。很显然，这是富豪之家的纺织状况。
而青山泉镇出土的“纺织图”，则有4位女子在纺线、织布，坐在织机上的织女还有转身抱婴儿的动作，这则是一般农家的纺织情况。看了纺织图上的画面，不由让人想起“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的诗句。
再从相关资料看，明版《丰县志》对古代两位节妇纺纱织布的情形作了详实的记录，这从一个侧面也道出了当年纺织业进入千家万户的真实历史。
2、酿酒。
汉代，徐州人善饮能饮且名扬中外的莫过于三件事：
一件是高祖还乡，置酒沛宫，悉招故人父老子弟纵酒，乐饮极饮十余日。酒酣耳热之际，还击筑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之歌。
另一件是鸿门宴上，樊哙接过项王赐给的一斗酒，立而饮之。项王问“能复饮乎？”樊哙答“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还有一件是曹参接替萧何为相国后，吩咐有司沿旧习、遵旧章，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违背萧相国的规章制度，而自己则一天到晚饮浓酒，打发时日。有人来谈政事，他就约来人一起饮酒，以酒堵住来人之口。这就是有名的“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典型。
徐州酒徒多，酿酒业自然发达。汉画像石上的“酿酒图”，则全面反映了徐州酿酒工艺中蒸煮谷物、搅拌、沥酒、挤酒和贮酒的全部过程。而“庖厨宴享图”中饮酒作乐的场景，还有元曲《高祖还乡》中“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的描述，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徐州酿酒业的兴盛与发达。
徐州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众多的盛酒器皿，在狮子山汉墓竟然还发现了封存的兰陵美酒。
3、编织。
汉代的编织业，多是围绕百姓的生产生活需求而开展的草编、苇编、竹编、条编等。汉初名将周勃，祖籍河南，迁徙沛县定居后，靠编织簿曲为生。
“簿”通“箔”，即是用竹篾或苇篾编织养蚕的用具。《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上述情况表明，秦汉之际在徐州苇编、竹编已经非常盛行。由此不难想象，人们室内和床上铺垫必备的席子，盛东西的筐、篮、筛，存放粮食的篓、囤，还有行走穿的草鞋和防雨用的蓑衣等等，都应当是当时民间编织最多、用量最大的编织物件。
汉代楚王古国一派繁荣富足
随着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蓬勃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令整个楚王古国呈现出一派繁荣富足的景象。
1、人口急剧增加。
《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平帝时，楚国（徐州）有114738户，497804人。东汉顺帝年间，彭城国有40196户，493027人。这些数据都是清代之前徐州地区人口的最高纪录。
2、城邑和村庄面积迅速扩大。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徐州范围内的城邑和居民集居区越来越大。
楚元王刘交曾对彭城原有的金城和小城“更开广之，垒石高4丈，列堑环之”。
沛城始于秦末，汉代进一步扩大，“四周堑通丰水”。
下邳城凡3重，大城周12﹒5里，中城周4里，小城周2里，有四通八达的道路，车辆往来仍显得拥挤。
吕城临泗水，高百四十尺，周17里，城东又有3城：“一在水南，一在水北，一在水中潬（即沙滩）上，并高齐”。
那时徐州境内的彭城、丰城、沛城、下邳城和武原城等，都是全国有名的大都邑。
史书载，古时居民集居区“在野曰庐，在邑曰里”，现代考古发现，汉代徐州的一些村落面积也很大。铜山的台上、高皇庙，新沂的大楚庄、瓦埠子、马庄，睢宁的古墩、东涧营等遗址，面积都在3万至6万平方米之间。彭城的廉里、从亭里、安上里，丰县的中阳里、丁兰里，萧县的绥舆里等，也都是当年城邑中有名的居民集居区。
3、贵族和富人吃穿住行带有明显的奢华色彩。
从吃食来看，底层百姓多能吃上粟、麦制成的饼和以麦、豆、菜混煮而成的羹汤饭，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饼而麦饭甘豆羹”。
据说，刘邦将太上皇及其邻人迁至新丰城之后，还把徐州百姓爱吃的饼传到那里，进而传到全中国。
汉代地主庄园经济十分兴盛，徐州出土的“庖厨宴享图”，除有酒、有肉、有鱼外，还有奴婢服务和歌舞。
而楚王宫里的宴席就更让人乍舌了，西汉文学家枚乘在《七发》中就提到9种美食：即“犓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山梁之餐以及拳豹之胎”等。
从穿着上来看，汉代的王室贵族和豪门之家，乃至百姓奴婢，多穿锦绣，就连脚上穿的袜子也是布帛质地，腰间佩戴的縢囊亦由韦、缯编制而成。故史书云：“人民多文彩帛”，“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戴衣履天下”。
上语所言“冰”者，即谓布帛之细，其色鲜艳如冰者也；所言“纨”者，即谓素也；所言“绮”者，即谓细绫也；所言“纯”者，即谓精好也；所言“丽”者，即谓华靡也。
徐州汉画像石雕刻的各类人物以及大量陶俑的穿着，无不展现出华美飘逸的风彩。尤其应当提到的是，从1954年至1996年徐州还出土了多件金缕玉衣，其精美与华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从住房来看，汉代的住宅，多为廊院式建筑，即房屋多相连属，四周以回廊环绕之。普通人家，一般一堂两室，往往还把猪圈与厕所相连起来，以便积肥造肥。而大户人家和王侯贵族就不同了，从大量汉画像石雕刻的居住图和出土的汉墓来看，其居所往往是一个浩大的建筑群。
北洞山汉墓共有22室，447平方米；龟山汉墓共有15室，600平方米；狮子山汉墓共有11室，800多平方米。由此可见，他们生前的居住条件是多么的奢华与阔绰。
从出行来看，喜马尚车是汉代的社会风尚，富豪之家，常常是“车骑满路”，而王侯贵族更是“千乘万骑，威势齐天”。
总之，汉代封建贵族和豪门大户吃穿住行之奢华，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正如《汉书》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亦如《简明中国经济通史》所云：“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心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
上述史书所言，虽是全国的情况，但也折射出徐州的情况，既道出了汉代特别是东汉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拉大和阶级矛盾加剧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折射出汉代农耕经济的文明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