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的武衡。
1935年武衡和他的同学照片（右六为武衡）。
1973年周恩来接见吴健雄、袁家骝，后排左五为武衡。
武衡一家。
武衡是从徐州走出去的国家科技界的杰出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等职。为了彰显他在科技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还将国际编号56088的小行星命名为武衡星。
我与堂兄武衡小时候在一个从商的大家庭里，那时几乎天天见面,再后来他外出读书及参加革命天隔一方,见面的次数不多。然而，在为数不多的见面及往来中，武衡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见证了堂兄武衡不平凡的一生。
家中一哥，兄弟姊妹的楷模
武衡上学时期的名字叫武仁惠，生于1914年1月15日。我叫武仁智，生于1916年11月29日。我出生时爷爷武其文健在，爷爷下面有五个儿子，我的父亲武应炳居二，武衡称之二伯父；武衡的父亲武应明（武朗轩）居五，我叫五叔。武衡当时在我们这一辈排行老三，我们称之三哥。爷爷健在时没有分家，一个大家庭近二十口人，住在公园北二巷上沿（后搬到青年路145号），全家经济来源于我父亲武应炳开设的盛昌永食品店。后来到了1928年8月，五叔武应明（武朗轩）开设万生园食品店，万生园后来成了全城最大的前店后坊的食品作坊，五叔承担了这个大家庭的日常开销。
1921年秋天，五叔把三哥送进光启小学（后来青年路二小）读书，后来我的弟弟武仁广、三哥的弟弟武仁湘也到这所学校读书，我到了上小学年龄，在江苏省立女师附小（后来的慈堂巷小学）读书。三哥在光启小学读了初小四年、高小三年。1927年3月，军阀孙传芳退踞徐州，城里战乱不断学校不能开课，无奈五叔把三哥送到回龙窝的杨氏学堂读了两年私塾。1929年秋天三哥离开了徐州，踏上在外地的漫漫求学路。
三哥在徐州读书期间，我们家生活宽裕，孩子们到了读书的年龄便送到学堂里读书。那时的小学开的课有读经、修身、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本乡土的动、植物、矿物、生物、卫生等）体操八科，上学成绩通过考试评定按等级制记分，分甲（80分以上），乙（70分以上），丙（60分以上），丁（不满60分），三哥的各科成绩几乎都是甲等，是名副其实的学霸。他不仅学习优秀，而且思想活跃、开朗，爱看进步书刊，如鲁迅的《热风》、《彷徨》，丁玲的《沙菲女士日记》等。
三哥爱读书也喜好运动，闲暇时经常自己或者带着弟弟去故黄河岸边玩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故黄河不但水域辽阔，而且有相当大面积的沙滩，这里便是天然的运动场。那时冬天特别寒冷，故黄河全线结冰，冰厚实得可以过马车、牛车，在这里滑冰、打陀螺没有危险之虞。夏天，便是去河里戏水游泳。那时岸边有柳树、毛桃树，树干伸入到了水边，他们就爬上树上练习跳水，然后在水上游上几圈。春天、秋天，黄河滩是最好的去处，在这里挖沙子、捉小鱼。小时候，三哥对故黄河是痴迷的，故黄河给了他无尽的乐趣，也给了他矫健的体魄、刚毅的性格。在故黄河边，他是弟弟们崇拜的偶像。
三哥还喜欢接触社会交朋友。五叔万生园食品店里的十多个伙计，他不但熟知他们的名字，还摸清了他们的脾气爱好，从学校回来，和伙计们聊聊天，有时候撸起胳膊和他们一样在作坊里忙这忙那。伙计们家里有了难事，他也肯帮一帮，那个年代讲究门第尊卑有序，掌柜和伙计在不同的位置上，属于上下两个层面，掌柜的儿子也是有地位的，然而，三哥却不以为然，少年时期就有朴素的平等意识和悲天悯人的性格。
学习好、身体好、品德好又有人缘，这是我对三哥青少年时期的印象，正是这些品质，三哥才成了兄弟姊妹崇拜的对象、大家庭中的一哥。
武衡送堂弟的条幅。
武衡夫妇（右一、右二）与堂弟武仁广、堂妹武仁智。
堂弟武仁广参加武衡追悼会。
武汉相遇，搭乘军车去广州
1938年5月7日，日本军队加紧对徐州的轰炸，5月19日，国军从徐州突围，徐州成了空城。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弟弟从军，我的家中只剩下我和母亲，无奈母亲让我投奔在国民党军政部军务司任副司长的姨夫曹晋清，我就这样随军到了武汉。在武汉虽然苟且偷生获得暂时太平，但对于失去家园的我来说，每天都在惶恐不安的状态下度过。
一天傍晚，姨夫从外面回来带来三个年轻人进了他的房间，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变故，踌躇间听到姨夫叫我，说：小智，你看谁来了？我连忙走进姨夫的房间，刚进房间，一位身着长袍坐在椅子上的青年急忙起身，啊，竟是三哥站在了眼前。
原来三哥1929年离开徐州后考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1931年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1934年，武衡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地学系。1935年12月9日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6年2月参加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同年秋，他当选为学生会干事会副主席，在“民先”队部领导下，参与“清华大学实用科学研究会”的工作，并担任《北平新报》中的《新科学》副刊的主编，组织稿件以“实用科学”的名义唤起人民的国防意识。他撰写的《怎样防毒》、《绥东战争与中国科学界》、《怎样利用寒假》、《长卢盐》等文章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显示出其渊博知识和组织能力。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回到了徐州，参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民先”的动员和组织工作。
三哥随第五战区司令部突围到了武汉，准备到广州参加叶剑英主办的国共两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投笔从戎上前线抗日，可是日军炸坏了武汉至广州的铁路而遇阻，正巧在街上遇见了我的姨夫。
近十年没见，三哥小时候的模样没变，虽然风尘仆仆、脸上露出疲惫，但是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依然投出刚毅的目光。我愣了一下，站在那里手足无措，扒在三哥的肩头呜呜地哭了起来，喃喃说：三哥，日本人毁了咱们徐州的家，国破家亡了！
我的哭声凝固了房间的氛围，此时的姨父已老泪纵横。三哥看了看姨父又看了看我说：只要人在，国不会破，家不能亡！
姨夫对民先组织早有所闻，对清华大学高材生的三哥也抱有好感。姨夫点了点头说：孩子们，有中国军队在，全中国的热血青年在，国家不会亡！
当姨夫得知三哥准备去广州投笔从戎上前线时非常欣慰，立即决定派军车把三哥和他的同事送到长沙，然后再取道去广州。
我听到姨夫要用军车送三哥的消息，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连忙跑到另一个房间找到姨妈，向她借了50元块大洋递给了三哥，叮嘱他一路保重。
重庆相聚，动员妹妹去延安
武汉失守后，我随着姨夫部队退到了重庆，在重庆与先期逃难到重庆的五叔一家及我的母亲会面了。此时的五叔已经在徐州经营万生园食品店10年，有相当的经验，在重庆附近的江津县以万生园的招牌开了一家两间门面大小的食品店，以此谋生。于是，我及母亲和五叔一家就在重庆江津县落了脚。
1939年2月的一天，三哥突然出现在江津万生园食品店前，这让我们非常的愕然，他穿着一身中山装，衣服整洁，裤线分明，瘦削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闪着光亮，显得非常干练和精神。
三哥的出现，让我们一大家人都非常高兴，特别是我五叔、五婶，高兴得合不拢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能平安地与儿子相见那是最奢望的事。
原来，三哥去广州不久，广州沦陷，中共党组织安排他从长沙绕道来重庆，并根据他卓越的组织能力，让他担任川东特委巡视员，负责联络从全国各地到重庆的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然后集中安排他们去延安，充实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队伍。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组织上让他在重庆小梁子街五楼开了一爿名为五岳的书店，此时，三哥的公开身份是五岳书店的经理。
三哥告诉我，五岳书店的开办，有我一分功劳，因为我的五十块大洋起了大作用。店开起来后，生意还算不错，很快他把五十块大洋又还给了我。
三哥在江津住下三天，在说服了五叔、五婶的情况下，动员了他的两个妹妹武仁蕴（武薇）、武仁健去了延安，当我也提出去延安时，三哥说，“去延安就是上前线，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我家姊妹多，牺牲了还有弟弟。你呢？仁广弟去了前线，你还要照顾二伯母”便婉拒了我的要求。现在想来，如果我态度坚决，我的人生经历或许会改写。武仁蕴、武仁健两个妹妹去延安后，一个从事抗战的宣传工作，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经历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全国解放后，她们到了北京成为中央机关的干部。
兄妹情深，件件汇款暧人心
1949年11月，重庆即将解放，我的弟弟武仁广那时已是国军青年军的上校团长，他们准备随国军撤退到台湾。那时我已经有了3个孩子，身体也不是很好，觉得随国军去台湾漂泊不定，也难过安稳的日子，于是随丈夫靖大欣一起到了他的故乡铜山棠张。初到棠张没有生活来源，幸好我们都上过师范，刚解放又缺少教师，有人介绍我们到了附近的安徽省宿县储兰第一小学当了老师。
1952年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时意外地见到了堂弟武仁湘，他带来了三哥的消息。1939年秋天，三哥离开重庆后到了延安，先是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科长、处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学联主席，后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嫩江省工业厅厅长。1949年后，三哥任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和副秘书长，已是党的高级干部。
三哥官居高位，但依然惦记着我们一家，专程让武仁湘捎来了八元钱，并带来对我们全家的问候。此后这八元钱月月按时汇款到我家。就是后来到了1957年，我和丈夫由于出身的关系双双被打成右派，那八元钱也始终没有断过。八元钱在那个时候不是小数目，不但改善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也让我们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慰藉，温暖了一个家，温暖了一个时代。
不仅如此，武衡还关心我在徐州寡居的母亲，每月按时寄钱作为生活费，还接我的母亲去北京，到北京后不但安排好吃好住，还让他的女儿带老人家去长城、故宫、天坛游玩，如同对自己的母亲一样孝敬。
北京相见，两岸兄弟心相连
1989年4月，我的弟弟武仁广从台湾来徐省亲，在徐州访亲探友以后，便去北京去看望三哥。
弟弟武仁广，读书时功课不是多好，但是喜好舞枪弄棒，又有一副好身板，高中毕业进了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是第十四期的学员，毕业时留校作了教官。1939年9月奔赴抗战前线，在国军第49军105师任少校营长，先后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和在江西境内的上高战役，在上高战役中左腿迎面骨被日军打碎，伤好后，1942年5月又参加了浙赣战役，与日军正面作战几十次，多次荣立战功。1944年国军青年军成立后，转入国军青年军第六一零师，任上校团长，后随我的姨夫一起到了台湾。
仁广弟弟小时候与三哥最要好，也是三哥的崇拜者，所以到北京看望堂兄武衡是他大陆之行的题中之义。弟弟去北京，邀请我一起同路，电话打到了三哥家，三哥非常高兴，爽快地答应安排好时间作陪。
此时的三哥虽然已经74岁高龄，仍担任着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主任，工作很繁忙，但是他听到堂弟武仁广从台湾来，几乎推掉了手上所有工作，专程陪我们在北京游玩。三哥还专门安排了两个晚上彻夜长谈，叙说隔不断的兄弟情。他俩之间的亲密无间让我感慨良多，我想这里有他们两人小时候的纯真友谊，有他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口的出生入死的共同追求。
我和仁广弟弟离开北京时，三哥特意写了条幅并裱糊好送给我的弟弟，条幅上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黄河故道儿时戏，长城内外几萦怀。落款是仁惠。
1989年4月我和弟弟与武衡的会面，竟成了和他的永别。1999年1月15日，我的堂兄武衡、我最崇拜三哥离开了人间。弟弟武仁广专程从台湾来北京参加追悼会送三哥一程。距此三个月后，我的弟弟在台湾去世，他们老哥俩去天堂叙说衷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