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周小川出席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布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并回应了中外媒体关注的问题。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经济学人》：周行长您好，我是来自《经济学人》的记者。感谢您举办此次记者发布会，这对媒体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人民银行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希望这个媒体发布会能举办得更频繁些，不仅仅是在G20和两会期间。我想提的具体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债务水平，包括家庭部门、公司部门和政府部门，目前债务水平加起来超过了GDP的250%。我们的信贷增速非常快，而经济增速已经开始下降，这意味着整个债务比例会不断上升。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债务比例是否有一个上限？别的一些国家经历了这样的快速债务扩张后，也经历了一些经济的动荡，甚至会带来经济的危机。您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周小川：中国政府包括我们中央银行都是高度关注。我们也精心进行国际比较。经过比较以后发现，债务问题确实像您所说的，中国债务比GDP是比较偏高的。同时债务比GDP还在继续增长，需要引起警惕。是不是说有一个标尺，超过就会出问题，这个我们经过仔细研究也没有发现非常明确的规律。总之这个问题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是需要加以警惕的。
每个国家为什么不一样，我们说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点，我们也有一些内部的讨论，我想有三个因素特别需要关注。一个是中国的储蓄率高，接近50%，这里面也包括政府储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是这三个部门的总储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居民储蓄，其次是企业储蓄。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储蓄都是百分之十几，有的国家低到一位数，所以这是不可比。
这么多的储蓄，并且都是自愿的储蓄，它就会想办法使用。由于我们资本市场还在发育的过程，所以大量储蓄是走银行系统，当然也有一部分走债券市场。这部分的金融媒介把这些储蓄转变为债务，所以债务就会显得比别的国家高一些。做横向比较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刚才也已经提到的，如果一个国家股本融资、股票市场发育得比较成熟，就会有很多资金通过股本融资变成企业的股权，那么债务就可以少一点。这个也是金融基本原理中大家都学到的。
中国也是有强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资的市场更好的发展，我们也确实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确实也不能拔苗助长，所以它是有一个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仍旧是我们所说的所谓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的渠道还是相当主要的渠道，所以也导致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和继续增长。
第三个，中国是从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过去中国还是一个比较穷困的国家，人均GDP低，人均财富非常少，没有过多的积累。不像一些发达国家经过了一二百年甚至几百年的积累，财富存量比较大，所以转换为投资时不需要借钱。中国白手起家，过去底子太薄。现在机会又很好，有那么多的机会大家可以办企业、可以投资等等。机会又好，又没有底子，怎么办？就靠借钱，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国内的财富，特别是企业、个人的财富慢慢开始积累以后，靠借债的做法也会有所降低。所以对这个事还是要有耐心，我们既要防止过高债务率可能出现和造成的问题，充分吸取国际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审慎分析我们自己的国情，寻找一条道路逐步缓解这样的现象。谢谢。
第一财经日报：我是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推进了宏观审慎改革，我国“十三五”规划指出改革要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您认为金融监管框架最优模式是怎样的？
周小川：您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部分：一个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也是G20的成果之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G20国家共同努力借助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研究，在此基础上，G20领导人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应对危机。这既包括加强监管，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逆周期进行调节。与此同时，G20也根据对危机的研究和新的体会在规则方面修订了一部分过去的金融监管和评价指标体系，或者建立新的指标体系来使宏观调控更加审慎。此已达成共识。当然各国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考虑各国国情，包括体制、法律。所以各个国家是按照此框架执行，但情况不一样。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监管体制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是一个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的题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家发现监管体制有些不令人满意，甚至有些缺陷会导致某些问题的突发或者某些问题的潜在的发展，因此大家都有愿望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有的是渐变，有的动作较大，全球实践不同。有一些倾向性的意见，但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模式。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一个因素是要考虑新的监管体制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政策框架的执行。当然，除此以外，还应考虑其它一些因素。
香港商报：我是来自香港商报的记者。目前欧洲和日本已经在推出负利率，美国一直在释放加息的预期。实际上全球货币政策的这种相互背离的情况是越来越清晰和严重了。中国在这个政策的博弈中，已经变成越来越重要的一环。我想请问周行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对建立全球更安全的金融体系，有什么样的倡导和建议？
周小川：这个问题我理解是分了好几个方面。首先是各国货币政策可能不一样，有人搞负利率，有人搞加息。从对传统的经济学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研究，过去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全球化发展没有进入那么高度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主要就是调节国内经济的，特别是国内的总需求。各个国家那时候联系不那么紧密的时候，各国经济情况就是不一样，有的国家高通货膨胀，有的国家低通货膨胀，有的增长很好有的增长不好，有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有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也就是产能利用率不高。各个国家就是不一样，那就采用不一样的货币政策调节。所以过去存在这样的情况，没有太大的疑问。
但是最近一二十年全球化水平提高了，所以大国经济的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开始比较强调了。虽然是你的国内政策，但是你对别人有影响了，影响资本流动，会产生套利交易等等。因此就强调每个国家仍旧是为自己的经济制定货币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你要考虑到外溢效应，要加强沟通，要讨论，先不说是否能够做到相互协调，但是至少大家应该通气。G20就是一种场合，巴塞尔的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也是一种场合，金融稳定论坛也是一种场合。
现在很多问题还在探讨之中，比如说关于外溢效应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如何对待的问题，还在探讨之中，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论。
至于金融安全的问题，更多的是危机传导，不是常规情况下的货币政策相互影响。就是出了危机以后，危机从这个国家一下传到那个国家，相互传导，需要有一个安全的体系。对于危机传导，在国际上特别是G20提出了这么几个方面，我说得不一定全。第一个要处理好“大而不能倒”，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包括系统重要性银行，防止这些机构跨国之间的冲突。再有一个就是监管体系的跨国合作和监管标准的统一化。不能说一个机构在这儿监管松，在那儿监管严，结果出了问题机构又相互传导。再一个就是跨境处置，也就是说如果有的机构关闭破产了，它又是有跨国业务，相互之间会传染，涉及安全问题和公平问题，跨境处理要合理化，要有一些事先的准备。最后一条就是，G20也有一个意见，大家可能不一定都注意到，就是要求大家考虑存款保险的核心原则。因为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什么叫安全网，就是说你如果有存款保险的话，就能把局部的问题给圈住，不让它迅速扩散，防止相互冲击和传染。跨国之间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欧元区，所以欧元区也对于存款保险做了重要的改革，它也是跨国的，但还是一个货币体系。
金融时报（中国）：我是金融时报的记者，这个问题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方面的，您最近曾经讲过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怎样的不利影响、后遗症，如何着力才是合理适度的？
周小川：我确实前一段时候提到了关于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问题，但是你不要理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实际是国际上都在讨论的。我记得两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不少人都关心。但是像这种问题学术性比较强，所以也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总的背景是什么呢？危机出来以后，大家要抓紧应对，不能看着情况这么坏下去。复苏如果没有动力，那么你要想办法使复苏的政策能够尽快出台。分类上来讲可能就是你会考虑三方面的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结构性政策，包括结构性改革。
大家就会发现实际上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各个国家现在的经济体系中，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负责，虽然大家之间可能有些差别，但都有一些货币政策的工具可以使用了。
财政政策应该也相对比较灵活一点，但是各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有的国家赤字已经偏高，债务总水平、政府债务已经过高，余地就变得比较小，大家就说财政政策的空间各个国家不一样，有的国家有空间，有的国家空间比较小。此外财政政策的一般的程序都是需要国会批准，有时候会引起争论，虽然应该用财政政策，但是有争论一时批不下来，你也就不能用了，这个也是约束更多一点。
结构性政策有的是中期才见效，所以大家有时候等不及，你感冒发烧了就想先把发烧降下来，“治本”的事也重视，但是可能会慢一些。另外有一些结构性政策，包括比如说劳动力市场问题，包括医疗、养老这样的问题，还有创新等等，有的政策是比较痛苦的，特别是像劳动力市场这样的问题比较痛苦一点，不那么顺利。因此就导致货币政策由于能定得比较快一点，所以大家都用。
我个人觉得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中确实也做出了很多适当的反应，缓解了危机，对度过危机、加快复苏，都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别的政策应该跟上，你光用货币政策就有可能过度。货币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应就有可能出现递减。所以，我认为最近两三年全球议论比较多的，也包括在G20场合下议论的就是说货币政策用得不少了，还是要悠着点，意思是不要寄于过高的期望值，还是要加强使用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那么至于像宏观经济政策来讲，应该说任何政策都是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效果。我们说都是工具少、目标多，所以你拿一个工具来评价，肯定在这方面起正作用，可能在别的方面起点负作用，这个需要平衡好，但是不一定说叫什么后遗症。总之我想这个题目的由来就是说货币政策前一段用得不少了，现在是一个时点要更加强调财政政策的应用，强调结构性政策的应用。中国来讲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调节总需求的，我们除了总需求的政策继续做好以外，我们更加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更加强调供给侧需要做哪些事情。
德国商报：谢谢行长，非常感谢给我提问的机会。我是德国商报的记者。我这个问题想问的是，关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您有怎样的看法？它对于在中国的外国公司会有怎样的影响？
周小川：中国目前在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将来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既有官方又有民间合作的这样一个系统。另外，金融机构也在这方面加大力度，主要是通过数据的完善，特别是依赖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大部分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提供好的信息和评估，这样有利于金融系统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这种做法有利于资金能够提供给更普通的中低收入的个人，以及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与此同时，它也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纪律，使得大家更加注重个人和企业在信用评估体系中的状态，使得社会更加诚实守信。
第一财经广播：谢谢易纲行长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记者，我的问题是不久前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颁布的房地产新政再次下调了二套房个贷首付的比例，很多人认为这是加杠杆。一月份贷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一万多亿，甚至有些评论认为是“放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杠杆定为今年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去杠杆和加杠杆的平衡？应该如何去杠杆？
周小川：您提的问题出发点是对的，就是说既然降低了贷款条件就可以说贷款可以做得更多一点，至少个人住房的杠杆会有所提高。你提问的逻辑是对的，但我们还有以下几个考虑：
第一个，中国作为改革转轨国家，20年以前，绝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后来通过住房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大家开始有自己的住房。所以起步很晚，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房子，所以住房贷款按理说应该是有一个大力发展的阶段。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过去房子在农村，现在农民工城里找工作也需要租房子或者买房子，这些都造成住房贷款可能有比较快速的发展。而快速发展风险是不是很大呢？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所以银行系统也觉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产品，有发展的机会。
但是房地产市场有时候冷有时候热，也需要有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行逆周期调节，其中一个工具就是首付比，过去一度定的30%，现在适当下调，因为实际上这个审慎度空间还是够的，适当降低一些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坏账的比例仍旧明显小于其它领域（比如企业的贷款和对开发商的贷款），所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仍旧是银行比较偏爱的一个产品，他们有意愿发展。
再有一条就是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将来应该更加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让银行有大一点的自主权来决定他们对不同客户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有的银行认为这个客户风险小，他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决定价格怎么定，首付比怎么定。但这个银行总体的质量应有监管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综合平衡监管，这可能是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的一个体系。过去当然也是因为有的市场有时候波动，所以可能就由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直接规定的事多一些。这个多一些也有好处，每家银行必须遵守这个东西，有些事不一定有什么可商量的，但是它也有缺点，区别对待、灵活性就不够，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各个省情况不一样，大城市、中等城市、三四线城市情况不一样，每个城市不一样，银行一点灵活性没有，贷款条件都是北京定的，这个也有它的缺点，所以现在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整体的审慎性的监管。同时商业银行和其它的金融机构在具体业务的灵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权。总体来讲这样不会影响整体风险可控的程度。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易纲：非常感谢周小川行长深入浅出回答这么多问题。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