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富人阶层不断壮大 应提高财产税比重[组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发表题为《财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和要点》的演讲  中国网 刘颖颖 摄影

    中国网10月25日讯（记者 刘颖颖）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第十场《博弈谈——中央和地方，事谁干？钱谁出？》今天举行。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报告会上对未来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路径展开深入探讨。

    有关医疗、养老、教育体制改革等事关民生领域的讨论成为近期社会热点话题，但所有这些讨论背后，都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议题，就是配套的财税体制改革。民生话题背后，一个关键是中央财政如何拨款，地方财政如何配套补贴，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存在博弈。

    在今天的报告会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发表了题为《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现状》的演讲，针对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博弈情况，刘伟认为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目前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比如政府、企业、居民这三者关系中，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增长速度快于GDP，GDP增长收入快于居民收入。

    刘伟说，尽管我国连续多年采取了一系列的减税政策，但是企业的赋税压力并未减轻，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而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拉动经济的重要原因。

    对于未来改革方向，刘伟认为，应该合理控制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而改革途径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伴随市场化进程实施的公共财政建设，如果市场化不深入，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仍然承担着投资主体、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民生服务等大量的社会经济责任和职能，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那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势头就不可能扭转。与此同时，刘伟还建议，财政体制要切实转向公共财政，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要功能，而财政决策也要从过度集权的行政决策转向纳税人公共选择的民主、法治决策。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发表了题为《财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和要点》的演讲。贾康介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10.8%逐步上升到2012年的22%，应该说仍然属于恢复性增长。即便是按照全口径方法统计，目前中国所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为30%左右，相比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约40%的标准而言并不算高，目前我国总体税负水平仍处于合理区间。

    但贾康认为，当下我国税制结构存在改进的空间。我国主要征收流转税，即在商品的生产、流通环节进行征税，作为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包含在商品售价中。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房屋等财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资，工资水平不高，人们的收入差距也不大，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非常少。所以，当时主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向企业征税。但这就意味着我国商品含税高，这会造成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大众的税收痛苦指数高。

    贾康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富人阶层不断壮大，人们拥有的财产也在不断积累，当初的税制结构需要进行调整。中国需要逐渐提高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降低总体税痛水平。以美国为例，其个税在总税收中占比达80%，而中国的个税占比一直都没有超过7%。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过程非常复杂，也会很漫长，但是需要认清方向，“十二五”期间在直接税方面真正可以做的，是建立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直接税改革。

    对于财税体制改革的设想，贾康认为，要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这需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中国地方财政合理的分税分级体制是形成中央、省级和市县这三个层级，一条可行的路径是，推行财政级别的扁平化，推行“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在此基础上实现省以下实质性的分税制度，在三级构架下，各级政府职能需进行调整，即每级政权都要有合理的事权。

    贾康强调，与事权相呼应的是财权，财权配置最关键的是配置税基，即哪些税种给中央，哪些税种给省级，哪些给地方。贾康建议，对于工商业不发达、但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通过启动资源税改革，使资源税成为西部地区的地方支柱税种。而东部地区，则可以通过房产税的试点改革，探索将不动产税打造成其支柱性的地方财源。而当省以下的分税制度得到贯彻后，每级政府都可以构建现代意义上的预算，这个预算应该公开透明，能充分反映公众意愿。编制的预算文本，经过各级人大审批之后，成为有法律效力的执行文件，并得到严格执行。之后，还可以对预算执行进行绩效考评，接受公众监督，对失职官员进行问责。通过这样的财税体制调整，才能在1994年改革所建立的基本制度上，更合理地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使生产要素得到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