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014】40年的高考回忆

发布时间: 2017-06-06 10:26:49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 赵娜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希望之火点燃了无数人的心头渴望。
    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故事,高考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如今,40年过去了,高考见证着中国社会的变迁。

 

 

张金华,58岁,1981年参加高考。“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隔30余年,张金华再次捧起高中语文课本,这首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他还能流利地朗读。在张金华家中,至今还珍藏着数十本高中课本,甚至还有当年的高考准考证,这些他都视为珍宝。“在恢复高考后政策后的几年,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渐步入正轨,当年的高考大学升学率为26:1,考大学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我当年高考考了430多分,虽然离大学分数线还差很远,但听老师说,我在7%的升学率里,我还是挺自豪的。”张金华说。1977年高考政策恢复的消息,对于张金华这届考生来说,张金华一点也不比“老三届”考生差。他说,“我现在还留着当年的课本与准考证,就是有个念想,高考对于我而言是人生难忘的一个经历。”高考后,张金华进入技校学习两年,随后参加工作,为了有更好的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张金华边工作边参加自学考试,两年后,他拿下了大专文凭,后来又继续进修本科教育。张金华说,知识能改变生活与命运,对于他们这一代人而言,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图片来源:千龙图像/视觉中国

王学甫,59岁,天津蓟县人,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学习永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如今59岁的王学甫每天都沉浸在诗书画印的世界里,享受笔墨带来的淡雅、沁香。那时,升学率只能达到3%,每个班有50个学生,只能考上1到2个人,有的甚至全军覆没。“那真是百里挑一,考上大学都是天之骄子。”为了能从农村走出去,王学甫没日没夜的看书学习,把全国各个省市的高考试题都研究了一遍,最低能答85分。“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平静,因为我知道自己肯定能考上。”满分400分,王学甫考了298分,超过大学录取分数线53分。由于没有走读条件,王学甫只能选择当时最好的中专学校天津铁路工程学院,学习桥隧专业。1980年王学甫毕业后在北京铁路局构建场工作了15年,成了单位中最年轻的股级干部。2008年8月1日,由王学甫担任总工程师的京津高铁正式通车,这也是我国首条高速铁路。王学甫说,“虽然那个时候不知道上了大学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王学甫表示,高考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同时希望国家可以培养出更多的技术型人才,让社会的发展更加多元化。  图片来源:千龙图像/视觉中国

赵乃明,59岁,高考政策恢复后,在1977、1978、1979年参加了三次高考。 “我的高考对于我的人生而言,是一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难忘经历”。赵乃明在恢复高考政策后参加了三次高考,最终被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1975年,在山东德州一国企子弟高中毕业之后,赵乃明下乡插队,半年之后,在一家地质勘探队做了一名地质钻探工。“那个年代,钻探设备很落后,我们用的是苏联生产的笨重钻机,工作非常辛苦。当时还有几句顺口溜,‘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钻探的’”,赵乃明回忆到。19岁当上了一名工人,他骨子里仍是一名文学青年,经常订阅《诗刊》《人民文学》。喜欢写诗看书的赵乃明在工友眼中反倒成了异类,还被单位领导看作不务正业,认为他思想有问题。这让赵乃明十分苦闷,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去继续读书呢?1977年,恢复高考的政策传来,当时在山西太行深山工地中得知这个消息的赵乃明激动难眠。“家里人非常支持我继续高考,还记得,当时报名需要两张相同的照片,父亲为了帮我报名就把我和高中同学的合影剪下来,另外的一张,是我父亲跑到同学家,找到同样的照片,剪下来的,这样才勉强帮我报了名。”从听说恢复高考到走上考场,半个月的时间里,赵乃明凭借自己高中时的学习基础看书自学,但最终首战憾别大学。“当时,非常绝望和苦闷,我经常躺在深山的大石壁上,望着天想,我一辈子就这样过了吗?”,赵乃明扪心自问,并最终坚定了继续参加高考的信念。1978年,勘探队在山东聊城黄河边作业,赵乃明工作中负伤,从住院到参加高考的三个月,赵乃明又期盼又害怕,期盼高考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又害怕考不上。“考语文时,打开试卷,一看作文题目,当时就懵了,作文要求时把两三千字的文章缩写成五六百字的短文,我从没见过此类题目,考得不好,成绩比当年大学录取分数线差9分。”赵乃明说到。为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让家人扬眉吐气,让家人自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赵乃明在1979年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战高考。最终自己330分的成绩考入大学。回忆起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的场景,赵乃明仍记忆深刻,“一天中午,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发呆,我的高中同学一路小跑来给我送通知书,‘考上了,考上了,乃明,你考上了!’”赵乃明回忆到。1983年,赵乃明毕业回母校教书,一教就是9年。后来,赵乃明进入企业单位做组织、宣传、纪检等工作,在这其间,他跟随单位到新疆、西藏、广西、深圳等地修建水库、大坝、高速公路,还曾国外工作3年半,游历8个国家,丰富了阅历,开阔了视野。“高考给了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机会。”赵乃明说。图片来源:千龙图像/视觉中国 

魏琦,北京人,高考政策恢复后,参加1977年、1978年两届高考。“我还记得当时的考卷是竖版的,长长的一大卷,卷头答题,卷尾还在桌子里。当年的作文题是《我们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当时并不理解题目,现在回想才明白题目的意义。”魏琦回忆到。魏琦,北京人,高考政策恢复后,参加了1977年、1978年两届高考,目前在北京联合大学任教。经过两年的努力,最终他以3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第一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我是应届生,恢复高考那年,刚好我高三,就这样我‘碰巧’参加了第一年高考”魏琦说。回想起当年高考政策恢复前后校园的状态,魏琦说:“77年高考制度恢复消息一出,原来空荡的校园一下子多了好些人,校办工厂的员工(曾经学校的老师),他们穿着工作服站在讲台上为我们讲课,补习班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连过道都是人,现在回想起那个场景还是满怀激动”。图片来源:千龙图像/视觉中国

夏燕西,68岁,北京人,1977年参加高考。对于“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夏燕西深有体会。1967年,正在上高二的夏燕西收到了去陕西咸阳下乡插队的通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丢掉书本,拿起锄头,收麦子、种水稻、种白薯、起圈……五花八门的农活让一个十几岁的白面书生练就了一身好把式。夏燕西回忆,在农村的时候,即使没有时间读书,但仍有机会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劳动中去。记得插队干拔棉柴的农活,棉柴不能砍也不能用手拔,而是利用一种叫做抬杆的工具去拔,“这个抬杆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物理知识中的杠杆原理,我知道其中的道理,用巧劲去操作,一天下来,工作量经常翻倍。”夏燕西笑着回忆到。1977年,夏燕西听闻高考恢复的政策十分激动,但夏燕西十年没碰过课本了,况且时间紧,任务重,荒废了十余年的课业还能重新拾起来吗?夏燕西决定试一试。“那年代,注重生产,没有空余时间复习,我就利用自己的倒休时间把中学课本又重新翻了一遍,十几年不读书了,再翻开书读起来,真是脑袋空空,什么都不记得了。” 夏燕西说。从早上看到后半夜两三点,实在不行了就睡两三个钟头的觉,第二天早晨起来继续看。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奋战,最后夏燕西高考成绩考了290多分,但最终还是与大学失之交臂。虽然没能上大学,但有知识,有文化的夏燕西在工厂里成了重点发展对象,有了更多的空间发挥自己的知识才干,从普通员工,到后来的稳步提干。高考改变了夏燕西的命运,使他在工作、生活上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时代的发展,夏燕西深深感到不能没有文化,后来他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参加自学考试,不断提升自己。当年,和夏燕西一起下乡的同班同学,后来也都陆续回城,通过高考、自考等途径继续上学。现在说到学生学习知识的重要性时,快到古稀之年的夏燕西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高中生要根据自身体验掌握知识,知识一定要学活,现在知识丰富很多,但道理是一样的,学习知识一定要转变到实践中,要学灵活。”夏燕西说图片来源:千龙图像/视觉中国

 

佟广平,58岁,北京人,1978年参加高考。佟广平1978年参加高考,被镇江船舶学校大学班(现改名为江苏科技大学)录取,学习电气自动化专业。“1977年我作为应届生参加了第一批高考,语文考试的那天正好是我18岁生日。”佟广平说。虽然佟广平高考分数线超过本科分数线20分,但还是落榜了。佟广平坚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1978年,佟广平成了班中唯一一名考上大学的学生,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很开心,因为当时没有选择,如果不服从分配,将意味着近几年都很难参加高考”,佟广平说。现在佟广平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一员,主要负责船舶制造检验和管理。佟广平表示,“很怀念那个富有激情和希望的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人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生活质量,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摆脱贫困的机会。”谈及现在的高等教育,佟广平说:“我觉得不要让孩子在枯燥的环境下死读书,因为越是缺失的东西,补起来越疯狂”,佟广平认为健康的学习环境和劳逸结合的学习方式对于现代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图片来源:千龙图像/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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