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成都8月1日讯（记者宋若冰）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今日在成都开幕。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论坛汇聚各方智慧，围绕“城市变革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研论。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作主题演讲（图片来源：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开幕式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作了主题演讲。针对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杨伟民指出，一定要遵循城市化规律。

杨伟民说，遵循城市化规律应当把握七个方面。第一，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源泉，把城市化当作拉动增长的手段。

第二，城市化布局是集中的。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最终将只有十几片区域成为城市化密集的地区，其他绝大多数国土将成为农产品的主产区，或是生态功能区，而人口最终要离开这些区域，所以在这里大量造城建房没有希望。

第三，城市用地和人口要相匹配。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但人地要平衡，进多少人就要占多少地，而不是反过来占多少地就要进多少人。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所有的城市都是只要地不要人，城市都认为给自己的土地指标太少了，而中央要求他们给进城务工人员落户的时候却迟迟没了动静，结果是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超出了人口集中的规模，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这是不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而且严重背离了中国“人多地少平原缺”的国情。

第四，城市是由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城市化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城市的效率高，效率高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分工可以不断细化深化，互相创造需求和供给。前一段时间的“抢人大战”背离了城市化的这一规律——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是根本无法运行的。更严重的全局性的问题是，我国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已经呈现未富先成本高的状态，其中人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只让农民工进城干活，不让他们在城市落户，表面上看降低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费用，但助推了全社会人力成本超阶段快速上涨，对保持竞争力十分不利。

第五，城市用地结构要均衡。我国城市用地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居住用地太少，工业用地太多，中国住宅用地占国土面积的0.3%，美国占1.4%，日本占3%，日本的三大都市圈、法国的大巴黎地区，居住用地都是工业用地的5-6倍，而我们的城市一般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都是1：1。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结构失衡是因为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重物轻人。另一方面，用居住用地的高价去补工业用地的低价，助推了高房价，也助推了产能过剩。

第六，城市要职住平衡。比如在北京，每天至少上百万人口从四面八方进入核心区上班，晚上回到非核心区睡觉，职住失衡才是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因而解决交通拥堵的治本之策是调整空间结构，促进职住平衡。

第七，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杨伟民谈到，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结合点。正确的城市化政策既能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也是空间结构、经济布局、人口分布的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