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斌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PI（教学科研系列独立研究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PI，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CO-PI（合作研究员）

本课题组以新型基因组学技术为基础，重点关注人类生殖领域相关的基础与临床问题，例如生殖细胞遗传发育的调控机制，遗传病的无创产前检测，新生儿感染等。此外本课题组在免疫、发育和癌症生物学等需要精准核酸分析的领域实行广泛的合作。 

早在1月21日，中国就已向世界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引物和探针序列，为各国开发检测试剂提供了科技支撑。但目前看来，某些国家在检测试剂的生产和使用方面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主要问题包括：1. 疾控部门早期不放权，这在各个国家都出现过，包括中国。2. 试剂盒储备量不足。这个主要是国外出现的问题。3. 试剂盒质量不过关，这个主要是中国出现的问题。4. 检测人员技术水平和经验不足，至少中国是这样。

核酸检测需要的试剂主要包括3部分。1. 核酸提取试剂盒；2. 酶及相关配套扩增试剂；3. 引物和探针。其中1和2都属于通用试剂，只有3是针对新冠病毒的。我国在核酸检测领域市场化较早，有大量第三方机构针对各类疾病从事相关临床和基础研究服务，因此上述1和2试剂平时的使用量很大，有大量储备。核酸检测所需要引物和探针的工业化合成早已成熟，任何有经验的实验室可以在1周之内完成2-3轮设计、制备和测试。确定序列之后，有几十上百家企业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上万份检测所需引物和探针的合成。相比之下，国外在临床检验方面的管理和市场经营方式与国内不同，导致相应检测机构数量和业务量较少，试剂储备不足。因此，中国并不是快速生成了大量检测试剂，而是平时储备了大量检测试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同样有能力在1周之内完成2-3轮引物和探针的设计、制备和测试，再在一天之内完成上万份检测所需引物和探针的合成，只是他们缺少其他试剂。目前美国个别日常做核酸检测的实验室，都在开展新冠病毒检测，所用试剂都是依靠平时的储备。

除了上述情况以外，我们可以和国际社会分享的更多是教训而不是智慧。我们在试剂方面的参差不齐，一线人员的经验也不是国际一流水平。疫情早期有80多家企业申请核酸检测试剂盒临床资质，但实际的效果大多不理想。这背后有很多原因。1. 上述核酸检测试剂平时大多是针对人类自身各项疾病，很少有厂商针对病毒核酸检测做过优化，因此检测试剂的试剂使用效果不佳。试剂供应一度出现虚假繁荣。2. 我们的一线检测人员平时很少接触病毒核酸检测，因此出现细节上的操作偏差，例如大规模使用56度孵育30分钟灭活病毒样品，导致RNA大量降解，假阴性严重。我们缺乏针对病毒核酸的安全有效的预处理经验。3. 我国日常核酸检测主要由市场化机构负责，医院的检验科平时主要从事生化和免疫检测。疫情期间，检测主要由医院医生完成，经验更加丰富的第三方机构拿不到样品，结果出现医生超负荷工作，第三方机构无事可做的情况。

目前，全世界使用的检测方法都是相同的。我国之所以速度快，不是因为我们的试剂盒有什么特殊，而是因为我们的检测就在医院进行，而且医生24小时拼命工作。国外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医院基本不负责检测，需要将样品运输到专门的检测机构，而运输需要耗费时间。此外，国外工作人员的工作没有我们拼命，到点就下班。其实，我国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做到快速检测。病毒核酸提取需要在P3或者P2+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即使是很多新冠定点医院也不具备上述条件。因此同样存在相应的样品运输问题。我国这次出动了3辆车载移动P3实验室，他们在核酸检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CDC需要对各医院检测阳性的样品进行复检，这也需要时间。

简单总结一下。之前网络上针对中国赠送日本核酸检测试剂征集与“风月同天”匹配的口号，结果高票结果中出现“多测几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新冠核酸检测的真实状况。平时的试剂储备让我们在供给方面获得了优势，但是其他技术和操作经验的不足，使得试剂供给优势无法发挥。只有在平时做好全面的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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