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足够的理由去爱中国。如果不是岁数太大了，我都想加入中国国籍。据我所知，中国法律是规定不允许保持双重国籍的，但我又不会放弃塞尔维亚国籍。中国人真的是那么可敬，令人惊叹！”2011年，80多岁的巴塔在贝尔格莱德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巴塔先后访问过中国十多次，“每次去中国，我都很开心，感觉就像是回家，那里有个大家庭在等着我”。

在他家里，不大的会客室内一半多的装饰品都来自中国———景泰蓝花瓶、手工绣制的中式桌布、笑眯眯的瓷制弥勒佛……

1979年的上海之行让巴塔一生难忘。当时他应邀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一个电影节，当经过南京路时，整条街道上挤满了欢迎的人，车队根本行进，他的妻子惊呆了，工作人员为了安全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摇下车窗、更不要下车。“ 但我知道我要下去，走到他们中间，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热爱我的人。”所以他推开门， 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

说到这里，巴塔停顿了一下，眼神里闪烁着光芒，像是要为孩子宣布谜底的老人，“当我站在街头的一瞬间，整条街道霎时如黎明般安静，而这安静仅维持了几秒钟，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欢呼声，所有人都有节奏地喊着——‘瓦尔特’、‘瓦尔特’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巴塔凭借着这些电影红极一时并获奖无数，但这类“漫画式的游击队电影”在南斯拉夫时代其实饱受影评家们的诟病，被认为艺术价值不够高。

“在前南斯拉夫时代，很多电影评论家一味地贬低这类影片的艺术价值。倒是在遥远的中国，人们非常喜欢这些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并对这些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据有人测算，在迄今为止的近40年时间里，大约有近百亿人次的中国观众欣赏过这些游击队电影。”巴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