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日，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上校发布“利剑-2015”实兵演习的消息。

4.“望闻问切”是行医之道也是调研之道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新闻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成长史。

　　阜外大街34号那座大院，也有我的一段短暂历史：军报《党建专刊》的“实习编辑”。那时的我，还是空军上尉。

　　从上尉到上校，变化的不只是军衔，还有新闻阅历和丝丝白发。前段时间，有件工作上的事向张海平副总编汇报。张总关切地对我说：“小伙子也有这么多白发了！”

　　从上尉到上校，军报政工部的老领导、新领导以及不少编辑都是见证者。比如，政工部原主任卢天义、张弛、张占辉，政工部原副主任刘声东、蔡云骜，政工部主任欧世金、副主任周奔，在政工部担任过副主任的记者部原主任徐生、文化部原主任乔林生、总编室原主任曹瑞林，在政工部工作过的评论部主任何鸣鸿、后备部主任李学勇，还有刘均孔、凌翔、徐文等编辑老师。

2001年冬天，我利用“下连当兵”的一个月，对部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情况作些调研。从中发现：凡是发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之类的问题，都与领导干部在“望、闻、问、切”4个方面的形象直接相关。我写的新闻调查《从“望闻问切”看领导作风》提出4个观点：其一，领导干部不要轻易相信“眼见为实”，更不要轻易“点头称是”。其二，领导干部既要注意多听“逆耳之言”，也要注意坚持“兼听则明”。其三，领导干部要善于随时随地“发问”，也要注重及时躬身“自问”。其四，领导干部对界限不明的要因势利导，对见怪不怪的要注重纠偏。

　　这篇新闻调查传真到时任军报政工部副主任徐生的案头，引起他的高度关注，批转董强编辑：“望闻问切”是行医之道也是调研之道。一个副营职干部写出这样的新闻调查，我们要扶持鼓励。解放军报在二版头条刊发后，使我受到莫大鼓励。

　　关于“调查研究”的事还有一件：有一次，我向时任政工部副主任曹瑞林汇报一个现象：某部领导说，过去是检查组来得多，现在是调研组来得多，当年接待了8个调研组，但大都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曹主任让我就“调研组增多”现象作个研究。后来撰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新闻调查》一文，提出3个观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名利思想，防止借调查研究之名，行非调查研究之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深入倾听群众的呼声，全面了解基层的最真实情况；调查研究是个系统工程，既要切实做好调研的上篇文章，又要注重做好推动工作的下篇文章。

　　当时，还是军报评论部编辑的何鸣鸿主任看到后，让我再写两篇评论“《重“调查”更要重“研究”》、《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就这样，编辑老师们给我“指路子”“压担子”“出点子”，使我深受教益。

　　2002年，我被借调到军报政工部创办《党建专刊》，从选稿编稿到组版划版，乔林生、曹瑞林、赛宗宝、董强等老师都是一招一式地带我。写编后《拿起批评这个武器》，乔林生主任一句句给我改。《党建专刊》上留下的“实习编辑 申进科”，至今让我视如珍宝。

那两年，曹瑞林主任佳作频出，比如《透视盛文赞》《硕士边建勇为何要求调离？》等反响不小。我写的多篇读后感，在“读报与评报”栏目刊发。其中在一篇评报中我提出，要重视解决“工作研究”的“虎头蛇尾”问题，提高军报对部队工作的“指导地位”。

2009年至2010年间，张弛主任带着辛士红编辑和我，研究采写了《亲情连着价值观》《从尽孝到尽忠有多远》《蓝天骄子要经得起“非技术考验”》《从“蓝天下的英雄”看爱国主义》等一系列思辩性工作报道，在“指导工作”上作了有益探索，至今看来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