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中国由于资源相对短缺,环境破坏、污染程度较高,生活和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制约和影响,划定生态红线意义十分重大。”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闭幕。中国网记者 郑亮 摄影
中国网:
中国在过去35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十四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此次会议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哪些不足呢?
王国刚:
应该讲,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讲有所不足,那可以讲很多,我们简单讲几条。
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受到了行政机制的严重干扰。这些行政机制的严重干扰就使得我们市场中的价格并不是由市场供求双方竞争决定的,而是受到行政机制的严重影响。这个信号一乱,很多事儿都乱了,资源配置方面就出了很多问题。
资源配置方面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1998年开始就一直在讲的产能过剩,我们相当多的产能过剩是在行政机制条件下所发生的,每一个官员上台以后都要搞一批他的项目,由此就造成了这种产能(过剩)。每个地方都在保护自己,落后产能淘汰不了,等等,这就导致经济结构出现很多问题,这是很大的事儿。
王国刚:
第二,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很多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事儿政府拿在手上。
这个典型地表现在各种审批制上。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投资是人家投的,后果是人家负的,要你审批干什么?最近我们在说一个事儿,说广州通过了新一轮的改革,把需要一年多才审批的项目缩短了,只需要二三十天。对这样一个事儿,我们就回想起来,80年代上半期就讨论过这事儿,而且就已经缩短过,那时候说一个项目盖1500个章,跑三年,项目跑下来不需要再建了。后来大大缩短了,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有现场办公、集中办公、连锁办公等等,已经缩短了,剩下十几二十天了,可是为什么后来又延长到一年半、两年呢?这就表明了这套机制它并没按市场的要求来做,以至我们在90年代后半期还提出,要细化审批制,觉得原来审批制还不够,还需要再细化。在这个背景下,本来经济主体该有的,通过审批制都给拿跑了,这回对这个进行了很大的改革。
王国刚:
第三,在这头上,由于我们不能很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在好些场合使得刚才说的短板现象很突出,该长的长不了,该短的短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的配置就老出问题。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主战场的进一步前行,如果体制不改,经济建设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使得它的前行受到阻碍。
中国网:
潘所长有什么补充吗?
潘家华:
我有几点补充。第一,三中全会文件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我们现在的市场实际上不是平等交换的,而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叫“工农产品的剪刀差”。现在我们是通过征用、占用农民的土地来发展城市;我们现在有身份歧视,农民工、农业转移人口,他们不能够同工同酬。同一个就业岗位,他们没有平等竞争机会;教育的权利也不是谁都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进一步完善深化的,要素资源一定要平等交换,而不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以前我们的的确确是不平等的交换,这一点非常重要。
潘家华:
第二,价格形成机制。我们的价格形成机制实际上还是政府需要监管。但是对于价格的形成机制,市场在中间起的作用有多大,和国际上的接轨有多紧,现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如果我们的要素资源不能够体现产品的需求性,不能体现供求关系的话,价格就是不合理的,这就是我们的价格从当年的双轨制到现在对某些价格的管制。应该说市场的核心是供求关系的均衡。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够完备。
潘家华:
第三,我们现在的政府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政府应该是超脱于市场的,属于监管市场的,而不应该直接参与市场运作。我们前些年提的市长要经营城市,那么他就把土地拿来经营,把资产拿来经营,把行政权力拿来经营。这样一经营的话,整个市场体系就紊乱了,就不符合规范了,那么市场体系的运行就没法正常操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的确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句话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现在改革的方向,也是改革的重点,实际也是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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