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路线图中国网独家解读[组图]_图片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环所所长潘家华谈金融垄断问题。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闭幕。中国网记者郑亮摄影

中国网:

我们刚才提到要重构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垄断”两个字。金融应该说是垄断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社会各界对金融系统深化改革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王所长，您认为我们国家金融领域的改革应该怎样进行呢？

王国刚:

首先，金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关于金融是垄断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这个我的说法是既同意又不同意。

首先应该把垄断分清楚，到目前为止，可以分的垄断大概为三大类：一类叫行政垄断，一类叫自然垄断，一类叫经济垄断。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方面的行政垄断相对差，因为它不像食盐、烟草专营，那是绝对行政垄断。它是市场自由竞争的行业。自然垄断没有，它不像用自然资源来生产的，所以没有自然垄断可言。因此，它主要是在经济垄断上。那么在经济垄断上，下面就得讨论，经济垄断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大家对于金融业垄断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比如说2011年掀起了一阵“银行业垄断”的讨论。如果说把银行业是作为一个产业来讨论，那么它没有垄断问题。因为经济垄断讲的是在一个产业部门内，有垄断企业有非垄断企业，你把整个企业全加在一起，是个银行业，在银行业之外没有银行，那么它怎么垄断呢？你可以讲任何，在纺织业之外没有任何纺织业，这叫纺织业垄断，那么不是这个含义。在银行内部就一家一家而言也没有垄断问题，因为它所占的市场份额，哪怕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工商银行所占市场份额也就20%不到，所以也没有垄断问题。

王国刚:

为什么大家都会讲垄断呢？从刚才的角度来说我不赞成讲垄断，但从另一个角度我完全赞成讲垄断。那么就得问，银行的竞争对手是谁？你得问这个事儿，就相当于生产纺织品的企业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它的竞争对手是所有购买纺织品的消费者。我们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应该是全国的实体企业和城乡百姓。可是我们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在金融方面没有选择权，在存款市场上，银行卖出存款单，我们有选择吗？我们能把资金做其他用吗？买不到其他金融产品，只能存款，不管你利率降到什么程度，不管负利率到什么程度，我只能存款。在贷款市场上，企业不管你银行利率高到什么程度，我只能拿贷款，没有其他途径获得资金，它的竞争对手没有力量。

王国刚:

我们这就概括为卖方垄断，也就是说短缺情况下——中国90年代之前各种产品都严重短缺，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卖方垄断的行业，中国今天的金融实际是处于这种状态。改变这种状态要怎么办？因为历史上金融权是属于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后来才有了专业化的金融机构，才有了金融监管这一套（体系）。所以，我们说应该让中国金融回归实体经济，让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在金融产品乃至获得资金方面有更多的选择权，这样才真正可能和银行等等金融机构形成卖方对买方的制约，因为任何竞争性的价格都是买卖双方进行双向竞争，就是卖方对卖方之间竞争，买方和买方之间竞争，然后买卖双方之间竞争，在这种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如果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都没有竞争权，无可奈何走独木桥的时候，那么金融价格就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某一单方决定的，而这一方又和金融监管部门结在一起，这样一种经济我们称之为“垄断经济”。

潘家华:

关于垄断，三中全会文件中间有个非常明确的说法，叫推进公共资源的均衡分配，“均衡分配”这一点非常重要。实际上，历史上到现在，可能是由于中国文化和体制上的影响，使得我们的行政权力高度集中，造成对经济资源某些方面的绝对垄断。这一点造成我们国家公共资源分配的计划现象非常突出。这就造成很多的“城市病”，造成我们很多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

潘家华:

比如讲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体育资源都在北京。我们看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都是这样吗？由于这样一些资源都垄断在北京，所以，北京看病难，北京交通拥堵，北京环境污染。而这样的情况下，北京的定位是政治文化中心，结果我们现在利用行政权力上的集中，把经济资源也放在北京，当年的首钢、燕山石化，北京缺水、北京缺资源，但偏偏建在这儿。历史上也就罢了，但是现在非要搞个现代汽车在北京。不仅仅是这样，首都第二机场一定要建在北京。北京这么小的地方，已经严重超过了北京水资源、大气和能源的综合承载能力，应该说2100万人口，北京这个地方能容纳得了这么多的人口吗？南水北调能保证得了北京的用水供应吗？不让河北上游用水可以保证北京的用水吗？很显然我们保证不了的。但把首都第二机场建在北京，至少要增加50万人口，如果把第二机场建在保定或天津（现在高铁连通），那么对我们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对减少我们环境资源的压力，对于减少交通拥堵，改善环境的效果是多么的显然。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要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要均衡分配公共资源，不要再过度地垄断、集中公共资源，人为地造成我们现在这样一些城市病和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

中国网:

三中全会公报还表示说将推动土地改革，给予农民更多产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潘所长对此怎么理解呢？这个“多”是多少呢？

潘家华:

因为中国土地所有制，一是属于国有，二是属于集体，农民在一个集体里作为集体的一员，他对土地是有所有权的。

这个所有权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造房子的宅基地。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以前有块小菜地，我们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属于家庭经营，带有某种私有的或者自我经营的权利，至少经营权是属于农户自己可以支配的部分。

二是联产承包责任田，这部分也是有使用权的。这些权利在我们过去的法律体系中间应该说是不明确的，我们只是说要规定30年不变或多少年不变，但多少年不变并不意味着我们农民有权利支配、拥有或转换这样一些财产权。实际上这些使用权应该是一种财产权。而这部分财产权，比如讲我们征收农民的土地，如果让农民享有这个土地收益的话，以农民种地所享受的收益，应该说对农民来讲，他享受的是一种财产权的收益，并不一定这个收益是来自于土地开发的权益，还是属于土地租赁的权益，或者自己种地所获取利润的权益。

如果三中全会文件中间所讲的，能够（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权，就要有这样一种尝试，让宅基地、农民的自留地、农民的承包地能够以某种形式在市场上流转，形成这样一种收益，能够保障农民的生活，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资料。

王国刚:

实际上推动土地改革，给予农民更多产权的含义首先是要确权，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这个复杂的事儿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确什么权？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历史中，除了土地以外，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贬值的，无论是机器设备、厂房、技术、人才、信息等等，随着时间过去都是贬值，只有土地是增值的。但是在中国最奇怪的事儿就是，这种在金融角度看最优良的资产，农民是不能用来和金融发生关系的，连抵押贷款都不能发生。所以，这是最奇怪的事儿。为什么不能发生？因为它没有确权，不知道这个地是谁的，不知道你在这个地上有什么权利。所以，所谓更多产权第一是要确权。

王国刚:

第二，农民是个大概念。什么意思呢？今天你在种地是农民，明天你到城里打工还是农民吗？这块地，原来确的权还该不该归你？你可能在城里一待十年、二十年了，那怎么办？所以，这里面就有了“农民”是什么含义（的问题），是今天确权所定的农民，还是什么时候？农民年龄是多大？是按成为公民的才算，那些15、16岁的不算，更小的就不用讲了？有没有退休的概念？65岁以上算不算？等等，这是对农民的概念。

王国刚:

第三，这个权确给的主体——农民，农民可以做什么？我们原来把这个权都定死了，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田，你只能种田。后来农民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去打工了，把这个田租给别人种，我们曾经还打击过这个事儿。这本来是属于他的权利范围可做的事儿，但我们不让。这些事要给明确下来，如果这些事儿不能明确下来，可以讲对广大农民来讲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事儿，因为城市里的地都可以做建设，城乡居民要平等化，要平等交易。这个事儿很重要。

中国网:

社会上对国有企业有一些意见和看法，这次三中全会仍然强调了公有制的重要性，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样的表述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要强调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呢？

王国刚:

强调公有制经济重要性是中国一贯以来（的提法），改革开放以前不用讲了，那时候是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始终强调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主导，这次在这方面所强调的重点实际上不在这儿，而在非公经济。

我们原来认为非公经济是一个临时性现象，所以过去讲为什么我们有非公经济，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利用这些非公经济。后来曾经有人提出，能不能说公有制经济为主，非公经济为辅，说这个提法都不行了，太抬高非公经济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争论。

中国网:

那这两者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王国刚:

这回摆到同等的位置上，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由此体现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市场机制是讲公平的，在市场中各个主体的竞争是公平状态，而不能有政策上的歧视。在同一市场中，因为你是国有的，所以，政策上扶持你；然后你亏损了，后面可以不断地有财政补贴。而非公经济我和你竞争，我亏损了自担。当时就有人这么讲，说我既要给你交税，然后你拿了税以后，补给我的竞争对手，最后还来讲，如果我被打败是活该。这种竞争就不应该了。所以，这回讲要公平。这次如果要讲亮点的话，它的亮点就强调在这两类的公平上。

王国刚:

另一方面，确实有人对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国有经济中行政机制比较强，官僚色彩比较重，效率比较低，等等，确实有这个说法。

也有人是从西方的对比角度看，因为西方国家通常没有像我们如此庞大的国有经济这样一套体系，所以也有那个角度。也有刚才我所讲的，觉得这样一个市场不公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后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但这一回都强调这两者是我们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其他的表述。

中国网:

潘所长怎么看？

潘家华:

国有经济、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实际还是有区别的。刚才说到在西方没有国有企业，实际上他们有些还是有的，像法国的电力公司，但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是用从政府购买的形式来定位这样一些企业，像美国对于波音的军事购买，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就是从需求这一侧来决定某些企业的主导或有影响的地位。

潘家华:

我们中国由于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系，是从供给方面，是从企业生产而不是从购买方面来形成这样一些企业和一些领域的主导和影响的地位。我们从供给这一侧，像你刚才讲社会上对国有企业从供给这一侧有这样一些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个事实，它是属于政府授权、政府支持，就肯定是形成一种不公平竞争。对于民企、私企来讲，就得不到同等的政府支持、政府授权，乃至于政府的采购。而且我们有的政府官员，即使在政府采购的时候也认为国企是可靠的，民企是有风险的，在意识上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加以区别的。

潘家华:

不仅仅是这样，它还有地位上的差别和分配上的差别。前些天，我们网上有统计，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水平是民企的多少倍，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国有企业员工招聘，很多民营企业并不一定能跟国有企业去竞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国有企业理论上讲是属于全民所有，按照三中全会文件上所讲，应该惠及所有的老百姓。但国企由于政府支持、政府授权的相对垄断的市场地位，和获取的相当一部分收益转化为企业员工的收益，这也使得社会上产生不解甚至是指责。这也是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潘家华:

另一方面来看，一个经济体要有定力的话还得有航空母舰，如果都是小帆船，没有航空母舰，是抗不了风浪的。所以，我们需要资助的，就是一棵大树一样要有枝干。当然，光有枝干和航空母舰是不够的，要有众多的小帆板，形成活力竞争，这样才形成三中全会文件中间所说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偏废一方，只强调公有经济，不强调私有经济；如果完全强调私有经济而抛弃公有经济的，这和我们的所有制制度是不相吻合的。而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年的成功发展来看，国有企业所做的贡献和努力也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偏废。

中国网:

可以看出，这次会议的公报只是纲领性的文件，具体的措施还需要下一步的细化，请两位在各自的领域对明年做一个分析和展望。

王国刚:

这个公报本身是纲要，更细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因为粗和细是相对而言的事儿，所以这里面所讲的仍然是指路，具体的措施还得在这之下，要通过各种制度来执行，也就是要强调今后我们要根据制度来做事，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现在只是提出这些事儿，后面要做的事儿非常非常多。

王国刚:

明年我们觉得除了正常的经济运行——从金融角度来讲正常的经济运行外，明年一件重要的工作是个很宏大的，涉及各个方方面面，把这样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制度化，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在制度里面去细化。因为这里面牵涉的事儿太多太多，要说出几百个制度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儿概括。当然，从明年开始，对我们已有的法律进行重新的梳理，已有的法规、部门规章，要做各种各样的梳理。因为这里面有些东西过时了，可是还在用着；有些过去没有，要重新立。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明年对金融、经济来讲是个改革点。

潘家华:

国刚所长讲的非常重要。过去我们的法制、规章、政策应该说是成体系的，但这样一些体系对于我们三中全会所指引的改革方向有些是不吻合的，如果不把这些清理掉的话，那么我们今后应该讲就难以前行，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

潘家华:

第二，文件中间所强调的制度建设，之所以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是因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必须要有制度保障。中间有一句话——“生态红线”，虽然就这四个字，但这四个字要真正落在实践中间，形成法制、政策和相应的市场体系的话，确实还有相当多的工作。比如，主体功能区这个线怎么划？这样一些保护区里有没有可能做一些保护性的建设？对开发区，就是发展可开发区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有保护的要求，也应该有根红线？我们的城市发展，比如讲北京在水资源的供给，在大气质量方面是不是应该有根红线？这要做很多的科学研究，要做很多的定量分析，还要做一些社会经济影响的分析，最后要形成一个法律、制度，然后再辅以政策，加以明确和执行。

第三，2014年是我们“十二五”的第四年，也是制定“十三五”的工作年。所有这样一些方向和蓝图，要落实在具体的规划中间，所以，在2014年（明年）启动的“十三五”的规划应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感觉，2014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应该说不光是个起点，更多的来讲它是一个基础，是一个规划，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2014年我们期待的还有很多。

中国网: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两位作客中国网《中国访谈》，为我们全面解析了三中全会报告。今天的《中国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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