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路线图中国网独家解读[组图]

中国网:

刚才两位嘉宾反复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两位的心目中，政府和市场的和谐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王国刚:

理论上有句老话：该市场办的事儿交给市场，该政府办的事儿政府管好；政府不要越俎代庖去做市场的事儿，也不要把政府该做的事儿、行政机制、行政权市场化，两头边界切清，这是最基本的。如果说连这点都做不到，那么更复杂的就很难讨论了，而我们就是连这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到。

中国网:

潘所长赞同吗？

潘家华: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他实际上是伦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对市场和政府就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他说政府实际就是个“守夜人”，要让看不见的手来运作我们的市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一点应该说对现在还适用。我们现在的政府不要越位，现在很多政府越位了，直接去做运动员了。你是裁判员，做什么运动员嘛！

潘家华:

我们的政府缺位。你说有毒奶粉、污染，政府干什么去了呢？没有到位，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政府既不能够越位，也不能够缺位，应该是做好监管作用和执行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有一个规范，这个规范就必须要有人来监督和指导，而这个监督和指导应该在明确的法制规范下，而不是有太多的自由裁量空间。现在我们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确实太大，这就使得我们政府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间对市场干预过多。这就要求我们改革的方向要不断地压缩乃至于消灭政府随意的自由裁量空间。

中国网: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又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刚才两位专家说了，以前是基础性，现在变成决定性了，两位怎么看待这个变化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个作用呢？

王国刚:

如果政府手乱伸，按照市场上的人讲，“不怕看不见的手，就怕那只闲不住的手”。如果你的手乱伸，由于政府伸手到市场里，那么下面你的监管就一定得松。因为你和市场就有利益关系了，在这里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政府执法和监管的作用。如果手不乱伸，严守自己的职责，那么政府的职责当然就会比较好地发挥。这时候如果他发现市场中的不端行为，就可以通过完善法制、完善监管来执行。

王国刚:

与此同时，当然该市场办的事儿，市场决定性作用就起来了。什么叫市场？市场中最主要的主体，一是实体企业，一个是城乡居民。由于每个企业、每个居民各自的行为是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它为什么是看不见的手呢？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才形成总合力，这是多样化、多层次、多元化。但是政府插手了，你得听我的，这种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就消失了，或者就大打折扣了。这样就变成一个“闲不住的手”在那里摆弄，今天这么摆弄，明天那里摆弄，大家的预期全破坏了。所谓价格，所谓资源配置，就不能够有效实现。所以，这个决定性作用比原来大大长进了，这句话到位。

潘家华:

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企业办社会，政府又办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企业在办社会，当然政府就需要干预社会；因为企业还提供很多公共产品，比如小学教育，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医院，办社会政府当然就要干预。这是在一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

潘家华:

由于这样一种惯性，到现在应该说还有某种程度的存在，这就加大了市场发挥作用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需要政府所有的行为是规范、公开、透明、可预见的。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大家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我们的政府好像是万能的，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的政府有很大的随意性。

比如说城市规划，换一任市长，换一个书记，马上来个整体修编，把原来的整体推翻，重新再来一套。很多报道说我们很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炸掉再重建，有许多城市为了表明自己所谓的形象，要建世界最高大楼。实际这都不是真正的市场行为，这都是一种长官意志。它没有体现市场供求关系。如果我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话，这些政府官员就得收敛一点，没有必要把手伸得那么长，该市场做的事儿就得让市场去做。

中国网:

改革开放35年来，一些经济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有一些领域则存在较大的问题，两位认为我们还需要在哪些领域来激发市场的活力呢？

王国刚:

应该这么说，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不能讲有哪一个没有得到长足发展。现在讲激发活力是通过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恐怕还很难讲有哪个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经济领域，不管是农业、工业、商业还是金融等等，各个经济领域都同样面临着深化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课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家都得去努力地破解、推进。这样经济体制改革恐怕对各个经济领域都是一个深化的过程，都有一个进入“深水区”的过程。

潘家华:

应该说现在改革比较成功的领域、比较有效的还是竞争性的商品生产，我们撤销了冶金工业部，钢铁的产量从当年的微不足道到现在绝对的世界第一，第二到第十名加在一起还没有我们一个国家粗钢的产量高；撤销了电子工业部，现在我们的黑白家电应该说遍布全球，这就是市场改革的成效。

潘家华:

相对来讲，我们的公共服务领域市场的改革应该说是比较滞后的，而且还存在着很多的双轨制。比如，幼儿园。现在很多机关幼儿园是属于财政拨款的，有一些公办幼儿园是属于政府补贴的，还有一些民办幼儿园，应该讲这就是一种不完全的不公平竞争。如果我们说这是一种公共产品，公正、公平提供这样一些服务的话，我们就应该在一种统一的法制规范下提供社会服务，应该是惠及每一个普通百姓，而不是惠及某一部分百姓，这就是我们市场所需要做的。

潘家华:

第二，我们的生态和环境保护领域，因为生态和环境保护领域有市场失灵的问题，因为它有外部性，它污染是给别人造成损失，利润是自己的，对于这样一些（领域），一方面我们需要政府监管，政府是什么样的监管？通过标准，通过法制，通过监管来执行。这样一些环境资源的分配，比如讲《京都议定书》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都可以进行交易。我们现在很多生态服务、水资源、有限的矿产资源，这样一些资源，如果我们让市场来配置的话，比我们政府这样一种低效的管制和配置效率要高得多。所以，公共服务领域和现在有市场失灵的资源和环境领域，应该说是我们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的重点领域。

王国刚:

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些领域被划在公共服务领域范畴，而这些领域应该分层次，有一些是属于底线应当保住的，但是底线之上的应该放开给市场，其中包含教育、医疗、体育、媒体，等等。我们到目前为止都简单地用一个公共产品来定义，而实际上里面差别很大，包括环保、生态都是如此，你包不下来的，社会如此多层次的需求。所以，底线守住，上限放开。因为这些领域目前为止没有给它划到经济领域中，没有作为市场概念来讨论，那么就应该给它放开，让它进入市场，这样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些配置，尤其是一些高端的。因为现在有些人说，中国这些方面效率太低，生产率太低。确确实实，你只在低端上打转的话确实如此，那么就应该从高端入手，这样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