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下午，广东代表团组举行开放团组会，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第三个发言，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他一开口，直接“炮轰”医改：
一个社会或者公众对医改的评价主要是看什么？看病贵、看病难是不是有效解决了？医患紧张关系的环境是不是改善了？作为医改的主力军，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是不是真正调动起来了？
“如果是以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五年的医改没有明显的突破，有些地方甚至更差了一点。”钟南山不客气地给出了他的评价。
钟南山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团开放团组会议发言: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各位代表，今天上午听了克强总理的报告，觉得非常激动，我觉得对我们在医改里存在的困惑问题给出了非常具有方向性的启示。由于时间很紧张，我就简单讲。近几年我们在覆盖基层医疗、城镇医保、居民医保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一个社会或者公众对医改的评价主要是看什么？第一，看病贵、看病难是不是有效解决了；第二，医患紧张关系的环境是不是改善了？
第一，作为医改的主力军，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是不是真正调动起来了，是不是发挥了医务人员的主攻能动性。要是以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五年的医改没有明显的突破，有些地方甚至更差了一点。那症结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三个问题的反映主要都反映在大医院上。看病贵、看病难，在大医院检查多、处方多，因而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也在大医院，排队长、看病短，沟通少、交流少，医患信任难改善。根据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资料证明，73.3%的三甲医院都发生过暴力伤医的事件，百度一下暴力伤医，竟有740多万条的网页连接，是2013年发生率最高突发事件之一，是除了雾霾以后第二的健康事件。大医院的医生有没有起到医改主力军的作用？这个问题可能更加严重。我们知道土改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土改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使得他们得到权力和收益。教改是教师和学生，教改过程中老师改善了待遇、得到了尊重。医改就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医改是应该靠医生的。美国的医改首先是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的意见决定了医改的方向。我记得2010年克强当时是副总理，他在广东代表团时我就有一个发言，当时我希望在医改里明确广大医生的主力军的作用，我记得克强总理非常明确地讲了，而且在当年3月份中华医学会第24次代表大会上专门在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广大的医生是医改的主力军”。但是，五年过去了，假如说是按现在这种改革的体制，很多医务人员看不到他们可以改变现状的前景，反而通过一些所谓的医改方案使医生的收入进一步减少，在社会上进一步受到歧视，这样的话，他们的积极性从哪来？任何改革都会涉及到改革主体的利益。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当前医生的收入，政府一些部门和公众的一些看法认为医生是通过很多不合理的途径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所以行为是恶劣的，为此我特别在开会以前选择了广州市所有的三甲医院来看，医生的平均收入2012年帐面上是41077元（每年），但是医生的实际收入（包括计税、劳务、各种补贴），合计2012年医生平均的收入是176320美元，2013年帐面的收入工资是46042元每年，实际收入2013又提高到19万多元，这是平均的。这个收入比起广东的公务员、普通事业单位的职工平均收入高，跟广州的社会平均收入相比高2.8倍到3倍，这跟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收入比他们国家的社会平均收入高4到6倍相比是处于偏低的水平。尽管如此，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国情，目前大医院医生的收入是合理的，但是这个收入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患者，医生除了帐面上的工资收入，2012年政府给的是占23%，2013年占24%，其他的收入是靠医院本身的经营收入分配的，政府只是给一些政策，这是一个典型的国有民营制的运作模式。医院为了保证医生的收入和医院的运行，需要通过药品差价提取，特别是扩大病床的数量，建立分院，诊治更多的常见病，甚至增加检查的项目，开大处方，分解手术和麻醉程序的办法来提高收入。查房的时候我看很多病人的检查根本不需要。医生的收入目前相对的合理性和收入来源的不合理性是矛盾的一个很大的症结。
第二，医生的劳动价值在我国没有体现，在目前的就医费用里，医生的劳动价值是很低的。实际上在医生的诊疗服务里，对患者的个体服务是反映医生的智慧和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但在我们国家是被忽视的。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有这么一个情况，全世界的医生是靠技术吃饭的，而中国的医生是靠卖药、用设备、开检查来生存的，公信力当然是受到质疑的，这与其说是医生的道德缺陷，还不如说是医院的功利性体制严重歪曲造成的。
第三，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80%是缺乏沟通。由于医院要维持运转，必须制订多项业务指标，比如不达到看病的数字要扣奖金，换句话说，医生看病的人数越多越好，先不论医生存在医德的问题，或者患者不尊重医生的问题，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医生在半天内要看五、六十个病人，哪有什么沟通的时间和空间。我记得我现在每个星期还查房一次，我们查房就看三个病人，我是集中了全院六、七个科室，花了一个上午解决了三个病人的问题，解决了诊断和治疗疑难病，假如这个时间用来看普通的常见病，医院的收入可以比我今天上午看的高十倍、三十倍、五十倍，这样的话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没有沟通就造成误解，沟通越来越少，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是22.9%。还有，目前很多大医院热衷于扩大床位、建立分院，理由是充分利用资源、帮助居民就地解决诊治问题，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增加医院的收入，一方面医生疲于奔命，另外一方面这种做法未必对社区医疗单位会起到扶持作用，相反的，会出现和基层医院争治常见病、多发病，不利于我国“金字塔”式结构的发展。
以上不合理的收入来源，比如药物差价、分解麻醉手术程序，正是医改的内容，医生的收入又不能从政府的层面来解决，所以医生没有看到医改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没有积极性，消极等待，没有主动参与，反而在很多公众里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所以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抛开医生搞医改，莫让医改变改医》，这个后果对我们健康事业发展的危害也是不堪设想的，解决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改变理念，我今天特别欣赏李克强总理讲的一句话“对存在的问题，政府要从自我找原因”，我觉得医改存在的问题就应该从自我找原因。其一，从政府到全社会都要有尊重生命的理念，“民生民生，生命最珍”，要体现对健康医疗的重视，首先就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投资。从2005年到2012年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对健康事业的投资从百分之三点几占GDP的五点一五（可能有点出入，但不会太远），但是这一条明显低于其他，在国际上甚至都低于阿富汗，阿富汗是6%，中位数是占GDP的8.2%，发展中国家是6%到8%，发达国家是8%到15%，美国是接近15%，投资少显示了我国政府对尊重生命的理念尚不到位。政府在制订医改政策的时候，不能用抓经济的思维去指导医改，医改政策应该将尊重生命作为原则，只有尊重生命才能够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
在中国，医务人员的诊断、治疗手术的劳动价值是极低的，日本在1974年开始医改，到1990年医生开具的诊疗费用比1974年高了12倍，但是在中国基本没怎么变，当时日本推出医药分家措施顺利完成，医务人员的培训时间长、工作时间长、责任大、压力大，其劳动价值跟大陆境外所有的国家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应该有比较高的收入。我特别重视到克强总理今天讲的一句话，就是“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特别把医务人员提出来。克强总理说“加强对卫生、教育、文化等的社会建设要依靠深化社会制度改革来实现，所以要增加医院的公益性”，如上所说， 政府给医院的支持不到医生总收入的1/4，体现不了政府的公益性，也做不到医药分家。为什么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能做到，包括印度，而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只有解决了公益性才能解决中国医生收入的合理性。当然，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不可能马上兑现，应该在医保上抓潜力。从医保的实践看，2000年城镇卫生医改体制当时是确立医疗、医保、医药“三合一”的改革思路，但是由于体制的分割，协调不够，所以没有实现。2009年新一轮的医改新农合作出很大成绩，但是城镇医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卫生部缺乏有效的调度手段，城镇居民的医保经费是提高公益性、推动医改的重要抓手，这个经费充分利用了，也就是说不单是要考虑患者一方，也要考虑供方。如果医生在疾病诊治、早诊早知道治、疑难病例做了出色贡献的话，就要给予奖励，这个杠杆应该引导医院去干该干的事，比如说解决疑难重症病，而不是老看常见病，解决早诊早治，但是目前城镇职工医保是由社保部门管理，由于社保部门不承担对医改医疗质量的责任，对改革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补偿机制、收费等方式缺乏绩效考核，所以在某些政策中甚至形成了对医改的掣肘，这些部门只关心两个医保不要超支，将节约多少作为绩效的衡量，比如说广州，我查了一下，2013年医保的结余资金78亿，累计结余资金480亿，2010年我国城镇医保累计结余资金高达7644亿，比当年的城镇医保总收入6939亿还要多出705亿，累计结余率110%。这么大的结余，为什么不能用在提高医院公益性的操作里面？实践证明，医疗、医保、医药是提高公立医院公益性、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尤其在当前大医院公益性没到位的情况下更加重要，所以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由卫生部门来承担，这个体制在国际上已经形成常规，172个国家里面70%的国家是由卫生部门管理，所以这个应该跟国际一致。
最后，就是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教育，并且要对医务人员也要有淘汰制。大多数国家中大多数医务人员的职责是对疑难病、少见病的诊治，投入一定的人力进行疾病的诊治防的研究，引领我国医学发展的前沿。在去年全国医学工作会议上政府提出今年的重点是加强对县医院的建设，我非常赞成。县医院，政府能够投入资金、环境，甚至提高县医院职工的待遇，但是县医院的技术水平、县医院的管理水平是需要三甲医院来负责，所以这是三甲医院的责任。我们希望，每个大医院能够挂钩几个基层医院，在三、五年内把基层医院提高能够解决常见病、多发病作为考核三甲医院的指标。在全世界医生从来都是受尊敬的职业，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却是例外，只有政府提高尊重生命的理念，大医院的公益性真正兑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得到回归，才能调动他们作为主力军的作用。广大的医务人员是有很高的医改的积极性，只要他们看见医改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看到医改带来对他们的尊重，他们会想出很多办法。我希望广东在加强政府的公益上走在前面，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李克强总理说今天说的“以中国的方式解决医改这个世界难题”，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