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这次报告中的热点，那就是反腐。关于反腐的内容在报告中还不少，三位对报告中这部分内容是怎么看的呢？
毛寿龙: 反腐败应该说方方面面都涉及到，报告里的一个灵魂，除了发展以外就是反腐败，尤其在政府自身建设，包括政府职能转变，要让政府的权力做“减法”，让社会市场做“乘法”，这个意思，从腐败的角度来讲，就是政府的权力太多势必导致腐败，尤其政府的权力介入到市场当中去尤其会产生腐败。所以，你可以从发展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也可以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的国企改革、银行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各方面改革是政府的工作内容。如果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最早是由中纪委发起的，中纪委十多年前就开始做工作，做到本届政府之前一直是中纪委李玉赋他们在做，当时70%的行政审批权力，国务院8000多项将近7000项已经下放了，去年又下放了200多项，所以含金量还是相当大的。很多人认为不该放的地方这次都放了，包括环评、前置审批变成并联审批，而且中央各大机关审批量大了都要有窗口，原来没有窗口，是进了大门进传达室到里面办审批，现在都要在外面设大厅，没有大厅要建立首接负责制。很多的创新经验都到了北京。
毛寿龙: 反腐败对中纪委来讲目前重点工作是抓个案，也做一些制度上预防腐败的事。对政府来讲，最主要还是转变政府职能，控制政府权力。另外要把权力规范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及各方面的监督。这方面，全国各地应该是有非常多创新的。我去宁海调研，宁海村一级也做了一个权力清单，不仅做权力清单，而且每个都有公开的流程，而且有决策系统、信息系统和相关的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尤其是村监会。还有奉化临近的县对执法权进行了规范，专门形成了执法系统，有执法监督平台，执法信息平台，三个平台，三个中心互相补充，互相制约。这样不会权力任性，因为政府执法肯定是要做的，对每个人的违法行为是要纠正的，但如果你很任性的话，那不仅得不到执法，反而把队伍、民风也搞坏了，把政府的形象也破坏了。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对政府来讲，实际上就是个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各个方面改革的问题。这次报告，一般说政府改革的内容是政府换届时做的比较多一些，但政府换届着重点是在量体裁衣，做机构，机构增加一个，减少一个，合并一个。平时政府主要是做理疗，做一些“身体”素质方面的锻炼。所以，这次说到今年2015年是综合改革的关键之年、法治政府的开局之年，这些一是从发展角度、治理能力角度来讲，但从反腐败角度来讲，核心是通过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来反腐败。
中国网: 接下来看这次报告当中的两个新提法，一是“中国制造2025”，还有一个是“编制实施海洋战略规划”，首先看“中国制造2025年”，这几年中国制造在海外影响力越来越大了，而且关于“中国制造”在本次报告中也有很多的新措施，对于这些三位是怎么看的呢？
赵锡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是通过引进海外技术。尽管那个技术在我们看来是很先进的，但在海外看来它并不是很先进的。比如当时我们引进汽车，从日本引进夏利、大发，现在大发没有了，夏利还有。但当时我们没有车，当时那个车在北京还是比较先进的。引进来技术，同时引进了管理，也引进了外资、资金，和我们在本地的这些比较丰富的劳动力，很便宜，土地很便宜，有的地方甚至不用掏钱就可以拿到土地，只要你来办企业，与土地、劳动力、环境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先建厂，生产加工，生产出产品，满足国内需要再出口。这么一来，形成了制造业蓬勃发展。因为市场太大，又加上出口，这样很多的制造业就发展起来了，成为制造业的大国。但它的技术来源，资金来源、管理方面的来源都是在外头的，产品也有相当部分在外头。这是制造（业）的现状。
赵锡军: 现在我们说进入了“新常态”，传统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已经开始不行了，而且这个模式也是东南亚国家发展过程中间以出口拉动的模式。我们不能说那个模式是“中国制造”，中国是沿用了他们的模式然后发展起来了。在新的常态之下，我们想引进技术，我们要引进的技术可能在国外也是很先进的技术，他不给你了，甚至防着你，不给你这个技术，防着你去模仿、学他，他甚至有很多阻碍。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美国提出中国的技术间谍案这些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欧洲也一样。所以，这一块很难。
另外，从资金、管理来说，我们自己也积累了，管理队伍也起来了，更重要的我们的劳动力现在越来越不便宜了，土地的成本越来越高了，能够开发的地方都用得差不多了，或者被污染了。更重要的一点，环境对于传统制造业所带来的影响、忍受能力越来越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想办法突破这种模式，就进入了新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为什么提个2025？实际从明年开始算，今年是我们“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今年要制定“十三五”规划。原来我们提出五年规划，这次明确提出到2025年，2015年到2025年这是一个十年的比较长远的规划，制造业里要有长远的规划就说明不仅是简单的引进问题，要有长远的规划，你要为你的制造业积累原创的东西、技术研发的投入、产品开发的投入，甚至是方方面面其他各种各样资源的投入，积累起来，让你的制造业真正变成“中国制造”甚至“中国创造”。这需要长期的努力。
杨团: 这里很重要的是中国要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有长远的规划，五年还是短了，今后五年规划也还是要，要弱化，但长远规划要把那个目标定出来。
中国网: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新提法，是“编制实施海洋战略规划”，这个规划也是我国向海洋强国目标迈进的规划和途径，对于这个规划三位怎么看的？
毛寿龙: 这个规划应该说对中国来讲不仅是个新提法，实际也是新做法，因为中国历史上基本不是海洋国家，都是以陆地为基础的，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禁止出海的，明朝和清朝都禁止出海，甚至有一段时间在多少公里的范围内是不许住人的。即使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也是面向北方，不是面向海洋的。当然，也和我们本身实行计划经济、封闭经济有很大关系。
清朝末年开始到1949年以前，有一段时间中国的海军发展是很快的，也是因为海洋贸易发展很快。但后来和日本一打仗，海军也覆没了，海盗也很多。海洋这个东西，你要出去，和其他国家不好，你和德国不好，德国的潜水艇就给你打了，你和英国不好，英国的军舰就给你打了。英国的商船在英国的军舰保护下在全世界海洋走的，要是没有强大的海军，英国海洋强国是撑不起来的。现在美国是海洋强国。所以，我国全球化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世界海军大国对海洋秩序的维护，只有这样我们出口的大宗商品才没有海盗抢，才没有敌对国家和你对抗。
毛寿龙: 但在我们的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实际是要确保自己的海洋安全的，至少是要参与到海洋国际秩序里面去。我们应该有商业化、全球化时代的海洋战略。这就需要我们制定一个规划，就公共政策来讲，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规划等于这个地方没什么事儿，环境治理没有规划，农业发展没有规划，肯定我们这两个就要放弃了，发展就无序了，政府决策不怎么做了，财政资金不给你了，政府报告不提你，财政说你跑哪儿去了，不给你钱了。所以，海洋这几年投入比较大，需求也比较大，整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政治地位、经济贸易地位都能够汇入到海洋里去，应该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规划编制得好不好直接涉及到我们未来海权领域的问题。
双边、多边合作，要规划肯定要和别人合作，不能对抗，要说单边的绝对是对抗。我们说双边、多边合作，APEC就是个多边合作机制。但我们和越南、菲律宾也可能会出现对抗的情况，包括东盟原来成立时是想和我们对抗的，东盟与我们合作就是多边了，如果我们和其中一些国家，湄公河（流域国家）一合作，和澳大利亚一合作，亚太地区一合作，大西洋那边一合作，大西洋那边我们搞了一个运河，虽然离我们比较远，但我们商船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有建设能力，我们私人也和他有联系，这也是我们的海洋战略，国家不支持他也跑不到那儿去。所以，“编制实施海洋战略规划”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于以后怎么发展还需要规划，另外要实施，也需要今后处理方方面面复杂的关系。
赵锡军: 我补充一下毛老师讲的，我们提到新的战略，经贸关系、全球往来，全球化时代以来，这是水上面的，还有水下面的，包括油气田资源，将来潜在的资源。这个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我们所说的权利范围之内，有些国家已经动了我们的奶酪。
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应对，刚才毛老师讲的，你可能要对抗，但也要来合作。怎么处理和其关系的问题，就需要长远的规划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规划以后我们才能够有后面实施的步骤，有资源的投入，有配套的措施去跟进，我们的多边利益才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包括我们开始实施的21世纪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这个东西也可以通过这个规划结合起来，既保护我们自己已有的海洋权利，也能够通过这个权利的发挥，让我们在全球的利益得到保障。
毛寿龙: 我在《华尔街日报》看到，有一列火车从义乌出发开到西班牙马德里。
杨团: 今后交通就把一个地球变成一个村了。
中国网: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和360新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各位网友们收看！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