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文化情结与“中国梦”[组图]

莫兰在家中接受中国日报欧洲负责人付敬采访  图片由于硕提供

    作者：于硕，人类学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中法建交50周年，它是共产世界和资本世界之间开始交往的创举。戴高乐将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像一艘全球冷战破冰船，在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打开了第一个对话的缺口，被视为一次“外交核爆炸”。今天，我甚至愿意将中法建交称为隐形“柏林墙”的坍塌，中国向世界打开了第一扇门，走进来和走出去都成为可能。当时的世界，壁垒分明。西方世界对共产体系充满警惕，对斯大林独裁和红色恐怖的残酷心有余悸；中国尽管已经与苏联交恶，但斯大林模式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戴高乐将军以其战略家的远见力排众议，做出了这一大胆的选择，历史于是将发生出人意料的转向。从主权国家的双边关系开场，在全球公民政治的潮流中渐渐进入高潮。

    我们有必要在政治外交之外去回顾中法关系，讨论一种我称之为的法国人的“中国情结”和中国人的“法国情结”，一种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这两个异质国家之间的相互吸引。不同的是，从一开始到今天，法国人寻找的是普世性（宗教的或理性的或人道的），这大概可以从哈伯雷和蒙田这两位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开始算起，经由伏尔泰一代启蒙思想家奠定了法兰西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再到今天以莫兰（E. Morin）为代表的环球人类主义者，倡导共同创造“人类伦理”，旨在共建我们的“地球祖国”。还有20年来法国绿色生态理念的引进，中欧社会对话的推动和将中国公民社会引入国际舞台上的努力，也被理解成“民间外交”。中国方面，尽管自古以来从来不缺“天下”观念和普世价值的追随者，但占主导意识的却是强调特殊性（文化的或历史的或体制的），这大概可以从近来新一轮对“普世价值”的“地毯式轰炸”得到部分印证。

    从17世纪末开始，中国和法国之间就开始了一种不寻常的交往。那时的两个国家都处于辉煌的顶峰，史称“康乾盛世”和“太阳王大世纪”（Grand Siècle du Roi-Solei）。各自都满怀着文化的自信和对同等高度的“友邦”的向往，就像在竞赛场上，在高手间合纵连横才能打出精彩。1685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访华代表团”，由六位成就斐然的法兰西科学院数学天文学家组成，被命名为“科学使团”。不过，身兼耶稣会传教士和科学考察使命的学者们一路都在进行天文观测、地图绘制，其收获似乎远远大于传播福音。

    六位“国王数学家”中对中国和欧洲大历史影响最大的是伯爵路易（Louis Le Comte，1655年－1729年），1687年到中国后起中文名李明，字复初。在5年的逗留时间内，他走了近一万公里（2000法国古里），进行人文和天文学考察并传教。1691年被派往回梵蒂冈向教皇传信，后回法国任耶稣会长老并在大学执教。李明于1696年出版了《中国现状新忆》（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第一卷，1697和1701年出版了第二和第三卷，还特别出版了《礼仪之争》（Querelle des rites），竭尽全力维护利玛窦在中国的福音传播中奠定的“适应策略”，所谓的“利氏规矩”。李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一种几近夸张的赞美方式对康熙年间的中国作了详尽的介绍，内容涉及气候、地质、物产、建筑、医学、动植物、语言文字、书籍、风俗、道德、思想、古今宗教、中华民族杰出之处及优缺点、政府形态等，还有传教士在中国宣讲耶稣教义的方式，中国基督徒的虔诚，康熙皇帝在中华全境宽容基督教的敕令，中国人祭祖祀孔的礼仪阐释等等。李明在向欧洲介绍中国文明的同时，也借此批评欧洲自身的短见和堕落。该书是一本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关于中国的民族志，为欧洲人认识中国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李明的描述体现了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对18世纪启蒙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的出版获得巨大成功，短短四年间法文重版五次，并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和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