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文化情结与“中国梦”[组图]

李明 《中国现状新忆》中康熙皇帝肖像  图片由于硕提供

李明著书立说的首要目的是参与“中国礼仪之争”。他在开篇强调说：“请相信本书的作者，中国有史以来就敬拜真神”。他的观点首先引起了教会内部的激烈争论，进而扩展到整个学术界，把“中国礼仪之争”推向了高潮。而教派间的观念分歧背后还有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之间在中国的保教权之争。

礼仪之争对于400年之后的我们具有文化理解的诸多启示。争论的核心问题有2个：一个是翻译问题，一个是信仰对象问题。

争论最初起源于如何翻译Deus（神)这个拉丁词。传教士先是根据佛教译成“天主”（传教士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佛教在中华帝国并不像在日本那样具有崇高的地位），再从儒家经典译成“天帝”“上帝”。于是“天”这个词成为焦点，传教士们质疑“天”对于中国人而言，仅仅是物质的天，不包含至上超越的观念。他们认为，人格化了的创造之神（Deus），“可以愤怒并进行审判，也可以宽恕”，这与中国的“上帝”不同，后者是“非人格化的”。作为“宇宙和世界的创造者”，中国的“上帝”无情无义，没有恨，没有爱，与原罪、创造、道成肉身、救赎这些天主教的概念毫无关系，当然也没有三位一体或童贞圣母降子之说。最早开始进行拉丁文-中文互译的耶稣会士努力从当地文化经典中寻找词汇去翻译基督教的概念，诸如崇拜、寺庙、祭祀等，人类学称之为“涵化”。涵化有助于文化传播，但也会使被转译的概念发生意义遗失和增加。另一个有趣的原因是康熙皇帝曾赐给汤若望一幅「敬天」的匾额，各天主教堂纷纷复制悬挂。但因为其中有“天”字，则被禁止。还有传教士认为人们去教堂礼拜，不是因为信仰基督，而是因为匾额来自皇帝，因此这是偶像崇拜的证明。

这就进入了争论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信徒是否可以祭祖敬孔？这一崇拜仪式问题包含了文化观念和神圣性表征的分歧。利玛窦逝世后，在中国的耶稣会内部已经发生了礼仪争论，但1627年耶稣会嘉定会议统一了认识，认为祭祖敬孔没有宗教性质，因而予以保留。但新来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在福安地区反对中国信徒“供天地、祭祖宗”，导致崇祯皇帝下令禁教、关堂、逮捕和驱逐天主教教士。1645年，严酷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通谕，禁止中国教徒参加在孔庙举行的祭孔和在祠堂、家中祭祖，摆设牌位，但允许在死者的灵柩和祭台上放牌位、鲜花，点香燃烛。十年后教皇亚力山大七世又发布通谕允许保留中国礼仪，指出尊孔体现的“是单纯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有趣的是西洋耶稣会士力求中国皇帝的支持以保留祭祖敬孔的礼仪，多明我会等其他教派则寻求罗马教皇的支持对这些礼仪进行禁止，结果造成了时禁时弛，内外沸腾。1700年，在京的耶穌會士，包括与李明一起到京的法国数学家張誠，曾上書康熙，請求皇帝下诏肯定“拜孔子，敬其為人師範，並非祈福、聰明、爵祿也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愛親之義，依儒禮異無求之義，惟盡忠孝之念而已。……”康熙当日御批︰‘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即事君親╱敬師長者，系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欽此！”。耶穌會士曾將此批示送往羅馬教廷，但教廷仍于1704年頒《禁约》斥責中國禮儀，不得使用“天”或“上帝”二詞稱神，只可用“天主”一詞。至此，一些教堂禁止挂康熙匾额，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不过当朝皇帝康熙是君子风范，派四名传教士赴罗马陈述礼仪的意义。但无功而返，教皇维持禁约，康熙帝禁教益厉。礼仪之争伴随着皇权较量、教派斗争而日益白热化。1717年广东总兵陈昂请禁天主教，康熙准奏。这一次轮到教宗派人到北京说理，1721年遣嘉乐来华，并第一次将1704年的《禁约》的汉文译本呈览康熙。史料记载说，“帝不悦，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雍正初年禁教更烈，下令将传教士驱逐至澳门，送回欧洲。天主教福音传播再陷低谷。但有趣的是，从来都存在着模糊的边缘性和可能性，雍正准许朝中留十余西洋人伺奉朝廷，广州准留五十人。而在禁教令的同一年（1723年），准马国贤率中国青年四人赴意大利那不勒斯留学。1729年雍正令传教士开译馆教授拉丁文。

欧洲方面也遥相呼应。1700年开始，巴黎外方传教会董事会将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忆》一书打入冷宫，索邦大学神学院开了二十多次对该书的审查会议，所提交的报告将其定性为虚假、鲁莽和错误，禁止继续作为索邦大学的教材使用。李明本人告老还乡，约在1729年在波尔多老家逝世。他的著作在30年后于1761年8月6日，被巴黎议会判处焚毁。礼仪之争以《禁约》定音，耶稣会被解散，巴黎外方传教会取而代之，也取代了葡萄牙，获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权。我们要等差不多200年，到1939年12月8日，梵蒂冈庇护十二世与中华民国建交，尊重中华儒教，批准传信部训令《众所周知》（Plane compertum est），该训令撤销了信徒「祭祖敬孔」的禁令和传教士「宣誓」服从禁约的规定。

我们发现文化传统的差别从来不是势不两立的原因，反倒是异性相吸的动力；宽容和理解并不难，何况再高蹈一步就看得见不同的树构成的相似的森林。当差异的强调成为主旋律时，背后藏着的是敌对意识和霸权之争；而接纳和欣羡对方的独特性，其深处正是以一种共性（可比性）为基础；交往必定出现误解，不管是否有差异，但误解也能产生积极的后果，我称之为“积极误解”。有清一代的中国朝廷接纳了那么多的“西洋人”，在皇帝身边传授科学人文，充当画师乐师，以对接儒家伦理的方式传播福音（如利玛窦的《交友论》）。信徒徐光启等朝野重臣全心敬仰天主，全力吸收文艺复兴末期的欧洲科学，哲学家李贽则将这种“实学”当成是批判占支配地位的阳明“虚学”的工具。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中国文明开始了欧洲的自我反思，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积极误解，法兰西院士莱布尼兹甚至呼吁：让文明的中国人来向腐败的欧洲传播道德宗教。他的学生伏尔泰的重要著作中几乎都有关于中国的重要章节。伏尔泰更将元曲《赵氏孤儿》“翻译”成《中国孤儿》，该书在18世纪的当时就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而伏尔泰自己承认，除了名字是中国的，其他的都是他借题发挥，拿中国文明为借口，向罗马教廷发起世俗革命的进攻。